凌纯声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与传播理论再思考

自20世纪下半叶,凌纯声不断从人类学视角,在更长的时段和更为辽阔的地域范围内论定中国民族文化多元起源,学术视野更为广阔,理论基础也更为坚实。其从文化的形态和地理的分野上,对边疆民族和华夏民族所作动态的划分,基本上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资料重建新的华夏民族三集团说,克服了以往旧说的种种学理缺陷和逻辑疑难,具有独到的学术旨趣;其用民族迁徙对中国南方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所进行的解释,不失为一种大胆的推断。这一大胆的推断总体上是以一定的客观历史事实为基础,包含有若干可信的历史信息;用比较的方法,以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在诸多特质上的一致性,其立论似乎亦有一定的人类学根据,并非纯属想像的凭空臆断。20世纪50年代后,凌氏对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长足的进展缺乏了解,自然也谈不上学术上的取长补短与相互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凌氏中国上古民族文化起源研究向着更高的学术水准推进。凌氏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文化研究在材料运用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方法上,屡屡暴露出若干严重的缺失和不足,在传播学派理论的深刻影响下,凌氏对中国民族文化起源和环太平洋区域文化研究的背后,暴露出强烈的国族主义思想。

凌纯声和他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开展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是中国早期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凌纯声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民族学中国化的前进道路上,他迈开的第一步就是进行松花江下游的民族调查,其成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为中国民族学树立了一块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丰碑,堪称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起点,为中国民族学调查研究树立了模范的样板。

凌纯声先生的赫哲族田野调查——从现代中国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谈起

凌纯声先生1930年的赫哲族田野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一次科学的实地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本文从现代中国提倡和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背景来审视这次田野调查。上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逐渐从吸收传播“西学”向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民族文化转变,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努力,从而形成了提倡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风气,而且中国学者进行了多次学术实践。这次田野调查与那个时代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并且体现出其学术背景。本文还论述了蔡元培先生与这次田野调查的密切关系。

“文化猎奇”与“政治自觉”——凌纯声等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研究比较分析

在田野工作中,由于存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否具有相似生活经历的差别,可以将研究者大致划分为局内人(insider)、局外人(outsider)两种类型。他们的研究取向和学术定位不大一致,有时候会造成对于同时期同一研究对象的认识大相径庭的困境。探寻采取哪种身份更能真实的反映被研究者固然可贵,但认识和理解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时代场景以及学人的学术背景、研究动机对于推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更具现实意义。由此,本文试图在回顾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等人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研究的基础上,透过他们表征在外的局外人、局内人的身份,从时代场景、学术背景与研究动机三方面来深入理解他们著述里分别凸显的"文化猎奇""、政治自觉"的特点。

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先驱凌纯声——品读《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本文评价了凌纯声的学术成就,并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进行了介绍。认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开创了我国民族志科学撰写新方法、真实全面地记录了赫哲族、纠正了谬说。《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不可否定的;对我国民族学、民族志的研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我国年轻的民族学工作者来说,《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是一部值得学习的著作。

20世纪40年代“中研院”史语所学人群体的国族建构尝试——以凌纯声、芮逸夫的主张为中心

1939年,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主张在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继而成为论述国家一体性的主流思路。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团结抗战的时代需要面前,凌纯声、芮逸夫开始转变研究取径,努力在这一主流思路下论证中华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问题。他们希望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群体能够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事实上提出了多元并存、共荣共生的民族理论新设想,为中国民族理论逐渐摆脱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备了条件,他们所指出的“凝聚核心”问题在今天的民族史观建设上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尽管相关讨论并未形成完整理论、一些思考也未见全面,但这段荆榛满目的过往仍然是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建设的重要一步。

赫哲族研究与东夷古史探微--试论凌纯声早期民族学思想

赫哲族发源于中华文明早期起源中的东夷支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汉、满等多民族的文化之共同影响。以史禄国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倾向于以自然要素界定民族,将赫哲族划为中国外部的群体;而凌纯声则主要强调赫哲族的东夷源流,从民族学角度看待东夷与有夏,避免在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复杂的发展过程中辨析研究单位。通过对赫哲族的实地调查,凌纯声开拓了中国边疆民族文化研究领域,所获材料不仅对论证“夷夏东西说”的关键细节起到助推作用,而且成为理解中国古史中东夷的重要参照。

1934-1936年凌纯声、陶云逵等云南调查探析

1934-1936年以凌纯声、陶云逵为主的云南调查,是依托学术机构对云南全省展开的第一次全方位和大范围的“地毯式”调查,为当时的滇缅边界勘定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调查属于综合性调查,涵盖体质测量、历史文献搜集、神话故事整理、口头传说记录、图片摄影等诸多方面,涉及生活习俗、体质、语言、宗教等多种主题。调查收集的实物与民间传说材料,以及学者们依托调查形成的丰厚研究成果,为西南民族研究留下了宝贵遗产。

论凌纯声的边政改革主张与边疆建设贡献

凌纯声系统地研究了民国时期中国边政制度,认为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和部落制度不利于国家政权统一及法令推行,不符合政治民主化,但其土地公有制与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相符,因而提出统一边区政权、保留边疆土地公有制和培植边民自治能力等改革原则,并从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分别建言。在蒙藏教育司(后改边疆教育司)司长和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馆长任上,凌先生主要在督导蒙旗学校复员、编译教材读物、改善员生待遇、加强研究工作、扩展部办边疆教育事业等方面推动了边疆建设的发展。

台湾学者凌纯声对《九歌》的新见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科学迅速发展,文史研究日新月异。为帮助广大文史研究者、爱好者及时了解文史研究动态,我刊从今年开始开辟'文史信息'栏目。这一栏目与'文史研究动态'一栏相辅相成,希望能以简短的篇幅把文史领域的重要信息传递给大家。'文史信息'栏日专诚为大家服务:既为您提供国内外文史研究进展情况;也愿把您在文史领域取得的突出成果加以介绍。欢迎同志们对我们的栏目提出意见与建议,并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的有价值的信息。

两部湘西苗族志的历史民族学研究

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是“他者描写”的第一部湘西苗族志,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是“自我表述”的第一部湘西苗族志。两部志书作者结缘于1933年湘西苗族调查,前者获得后者助益良多,后者补正和完善了前者,体现了湘西苗族调查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歌舞、仪式与饮食:人类学视角下《四个春天》的地方性知识叙事研究

1922年,由罗伯特·费拉哈迪执导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在美国公开上映,这部由地质工作者拍摄的记录北美爱斯基摩人在茫茫冰原中捉鱼、捕海象、建冰屋的影片,成为民族志电影的先驱和启蒙。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西南云、贵、川三省以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东部学人西迁等历史因素,成为民族志影片创作的主要场域,人类学家凌纯声、芮逸夫等学者,曾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生活进行过实地拍摄和记录。

早期民族学界参与边疆教育述略

近代边疆教育是20世纪上半叶历届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为提升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增进边疆国防安全而着力发展的教育事业。从构成上讲,主要包括边疆民族教育、边政教育和边疆常识教育。①在发展之初,政府部门是主要推动力量。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学学科的创立和成熟以及边疆危机的逐渐严重,早期民族学界也参与到边疆教育事业中,并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对这一史事有所关注,只是关注多置于中国民族史(或曰中国人类学史)论题之中。

云南之语言(三)

关于苗瑶语之系属问题,自戴维斯列苗瑶语于猛吉蔑系之后,凌纯声、陶云逵诸家从之戴氏谓苗瑶语与猛吉蔑语虽非密切相似,然就语词顺序而言,如名词在形容词前,所有物在所有者前,主词在动词前,动词在宾词前,苗瑶语与猛吉蔑语皆相同。惟关于瑶语之材料,戴氏所得者较少,然就其所得之瑶语七十字,以与苗语一百六十字参互比较,其中之半数,彼此互有关系。再以此种语言与属于猛吉蔑系之卡瓦语wa,崩龙(251)语Palaung互相比较,其关系亦可一目了然。惟苗瑶之移殖云南,乃最近一二百年之事,彼等与卡瓦人。

建筑民族学刍议

建筑学是研究、设计与建筑建筑物的科学,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建筑的技术、艺术、设计方法以及如何综合地运用建筑物,解决施工、材料、设备等方面的问题。社会的进步,人类智力的发达以及各项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完善,促使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产生一系列边缘学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本文就建筑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在我国开展建筑民族学研究的可能性谈一点看法。研究、探讨各民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建筑与人类社会结构、生产、生活、心理等关系的科学,叫建筑民族学,又可称之为建筑人类学。建筑民族学既不独立于民族学,

清初以来的佳木斯及其人口

“佳木斯”据《桦川县志》记载：“古名也，莫祥其始。或曰赫哲所命也”。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凌纯声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注音为赫哲语“骨”。近人刘忠波在其所编《赫哲族简史》一书中，则提出“佳木斯，赫哲族为‘恰呀木斯’三音转，为骨头之意。盖因战后尸骨遍野而得其名”。

“天命玄鸟”

从已出的萧兵著作看,我最强烈的印象是材料的渊博令人惊叹。这令我想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弗雷泽是素以渊博著称的。而这种渊博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的研究方法决定的。萧兵倡导在广阔背景之下进行微观分析的所谓“新还原论”或文化破译,在材料上“竭泽而渔”,除了以《楚辞》为中心的汉族古典文献以外。

山胞原是一家人

台湾岛上所有居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只有先来后到的分别,没有血统上的差异。就连山地的土著族同胞,也不例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知道闽南人、客家人来自大陆,但是却很少人知道山地人也来自大陆,因为一般人并没有做过深入研究。近几十年来,由于地下发掘的成果,地层构造的研究,山胞风俗习惯的调查,学者专家写出许多篇报告或论文,已经证明了山胞原是一家人,成为不争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