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法学解析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名义上是"为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被细分",实则最深层的动因是国家采用"休克疗法"通过冻结村民委员会的因人口变化而调整土地的职能以期达到农村治理的目的。从解释论上来看,我国现行法律采取的是"增人增地、减人不减地";从立法论上来看,特别是在现行承包期限等的前提性设定之下,该"增人增地、减人不减地"模式也是比较妥适的做法。解决当前人地矛盾可以有很多途径,比较好的是在坚持现行"增人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前提下由政府负责提供给新增人口与获得承包经营权相当的权益。同时,有必要将农地调整制度与作为民法基础理论的主体制度、情势变更原则、不当得利制度等关联起来进行诠释。

农地调整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中西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实施效率的比较

通过考察由湄潭试验而上升为中央决策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在西部同仁市的实践,以及在中部A县两地的实施效率,对比发现,该政策在西部铜仁市能对当地的人口生育、土地依赖关系等产生良好的经济激励,使得个人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逐渐接近社会收益率,但以牺牲代际公平为代价;在中部A县两镇都以一种更接近公平的方式被变通着实施,其代价是长期经济增长激励不足,存在路径"锁定"风险,只是莠镇因资源匮乏而形成了一种倒逼式的经济组织形式。研究认为,湄潭经验下的制度设计在目前仍是一种有助于效率改进的经济组织;A县两地实例昭示,有效率的农地资源配置制度及其经济组织形式不宜整齐划一,应有地方特色,多样性、地域性、稳定性是一个可期待的实施方向。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理论机制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三农问题,农地作为农民最为重要的物质财富,对乡村全面振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保持农民与土地稳定的承包关系,国家先后推行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与"长久不变",旨在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稳定大家对土地投资的预期,更好地实现农地利用的高效化。

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湄潭县自1987年以来进行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偏离了对土地平均分配传统,稳定了人地关系,阻止了土地进一步碎片化,对农村结构转型有着重大影响。新增人口无地,日积月累,无地人口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只有向非农化转移发展,新增无地农民的收入结构才会发生变化,随着家庭内部之间土地调剂和土地市场发展,解决无地农民的生计保障。

工资总额管理背景下的减人不减资政策优势研究

国资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制定中央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各企业通过减人不减资政策落实,可以有效化解减人提质增效过程中的矛盾和阻力,优化人员配置,稳中求进地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实现员工个人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衔接是关键

农地再延包三十年政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是先根据人地关系的变化进行土地调整,还是自动顺延承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阻断了农户在承包期内调整农地的机会,同时推高了农户二轮承包到期后调整土地的愿望和预期,正如过去几年推行的农地确权因与农户的调地意愿有距离而在不少地方遭受冷遇那样。那么,这一问题如何解决?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做好政策衔接。当然在政策衔接中,我们更应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他们的主体地位,并为地方的因地制宜和创新尝试留出空间。

农村土地调整问题研究

虽然＂承包期内不得调地＂的政策已经在2003年正式实行,但是土地调整现象从未消失,农户对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认可度也不高,这一从上至下推行的制度变革,似乎并不成功。而土地是否调整,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村干部以及身为集体成员的农户多方博弈的结果。实践中,因为监督成本高、缺乏相应激励等,＂不得调地＂成为了＂空制度＂,地方相关部门对土地调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农户从其自身出发,对于是否调地难以达成一致。土地调整大多是集体农户与村干部共同决定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形下,相关部门可考虑是否给予集体土地调整的决策权,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确人确权不确地＂的制度。

农村新增人口土地调整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

对于农村新增人口土地承包调整纠纷,某些人民法院将此类纠纷案件作为行政案件审理,认为村委会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新增人口要求分地,对村委会享有一种程序性诉权应予保护,笔者认为法院将此类纠纷纳入行政案件予以受理并判决属适用法律错误,不符合中央有关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要求。农村新增人口承包土地的权利,在土地发包时,应得到平等的土地分配,而在承包期内,则受到法律和政策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