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

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是中止犯研究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必然会影响到对中止犯的成立要件、适用范围,甚至减免标准的看法。之所以出现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源于对违法性与责任事后是否可能发生变化、中止未遂与障碍未遂在违法性上有无差异等前提性问题的认识不一。事实上,之所以必要性地减免中止犯之刑,首先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同时也因为减少了违法性与责任。

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以被害人为视角

当前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研究主要以犯罪行为人为视角展开的,这种研究路径存在着诸多缺陷。法律说主张中止犯的违法性或责任低于未遂犯,这是对中止行为性质的误判,中止行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无法回溯性地减少业已存在的违法性或责任;量刑目的说和中止动机说都以中止犯缺乏预防必要性为由对其免除刑罚,但是仅依据中止犯在犯罪过程中的表现就推定中止犯缺乏预防必要性,可谓"大胆的猜测"。应该转变研究路径,将关注重点转向被害人,以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法益的救助效果来认定中止犯是否成立以及刑罚减免的适用问题,以深化对中止犯的理论研究。

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及适用研究

防卫过当的法律后果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减免处罚的根据是违法责任减少说内部的重叠并用说。因为防卫过当的违法性必然减轻,所以防卫过当设置了应当减轻处罚的规定;而在违法性减轻的基础上,考虑到防卫人特殊的心理状态,当责任层面欠缺期待可能性时,就应当免除处罚。量的过当必须以正当防卫为前提和基础,并且系同一实质意思决定而实施的连续防卫行为。基于重叠并用说,可以将量的过当直接适用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作为防卫过当予以减免处罚。而假想防卫过当不符合防卫过当的减免处罚根据,考虑到假想防卫过当的非难可能性程度与真的防卫过当相同,可类推适用我国刑法第20条第2款予以处罚。

论中止犯的减免处罚根据——类型并合说之提倡

从中止犯的立法沿革中可看到:中止犯属于未遂罪之一种,在减免处罚根据上,从重视主观可宽恕理由到重视政策性奖励,再到重视责任减少要素;在成立条件上,从只需"因己意"到兼需"防止其结果之发生",从只要求"自动防止"到兼顾"有效防止",从要求结果被有效防止到看重真挚的中止努力。根据类型并合说,应当通过违法性减少与责任减少的消长组合重构中止行为本身,并在值得政策激励、实现刑罚目的的标准下判断各种组合形式是否达到值得减免处罚的最低限度。作为并合载体的中止行为是一个类型概念,并非样态单一,而是充斥于违法性减少与责任减少的各种组合形式在政策因素的约束下集合而成的存在域之中。中止犯的成立,重要的不是违法性或责任降低了这种定性判断,而是当某一要素降低至既定程度时,需要其他要素至少达到何种程度来予以配合这种准定量判断。

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及其意义

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理解不同,对中止犯成立要件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减免处罚根据的分歧,与分析路径、比较对象、违法与责任的评价对象、着眼于中止行为还是偏重于自动性等问题密切相关。仅以客观危害轻(违法减少)、主观恶性小(责任减少),无法全面解释我国刑法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对中止犯减免处罚主要是诱导行为人及时消灭既遂危险,从而救助、保护法益这一刑事政策的产物。依据刑事政策说,对中止犯的要件将会产生新的理解。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无论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刑事政策说、责任减少说、违法性减少说、危险消灭说和合并说,还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综合说和主观犯意说,其基本刑法思想无不印痕着西方刑法哲学新、旧派对立统一的思想运动轨迹,因之,上述学说均未能科学回答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问题。事实上,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基本原则是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理论基础;行为人主观上撤回犯意与客观上的中止行为二者的有机统一,应是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法律事实根据;预防与报应的双重需要又是中止犯之刑罚减免的刑事政策根据。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之根据——以比较刑法为视角

域外关于中止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客观未遂说和主观未遂说,而主客观相统一的罪责理论才是我国中止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正当依据。关于中止犯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的理由,域外主要有金桥理论、恩惠或褒奖论、刑罚目的论、责任论;而追求公平正义的刑事政策价值才是中国内地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此外,对于中止与未遂区别难题——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定性,应当坚持以是否存在"意志以外原因+现实危险性"来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并将其作为认定中止犯的补充原则。

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论

各国刑法理论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说明并不一致,这与中止犯的立法背景、法律文化传统以及立法规定的不同有关。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的不同理解,会对中止犯的具体成立要件、适用范围产生认识差异。根据我国刑法第24条的规定,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应结合刑事政策说与法律说来说明,采取以刑事政策根据为基础的综合说。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犯罪中止缘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刑事政策说、法律说和折中说,比较而言,折中说具有相对合理性。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对犯罪中止减免处罚的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主流观点基本上是大陆法系折中说的翻版。事实上,我国刑法规定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原因,首先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同时也因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减小和刑罚目的的(部分)实现。

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及其对自动性认定的影响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对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的讨论趋于热烈,但多是基于日本刑法理论并和说的思想展开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法规范第43条将中止犯作为未遂罪的一种减轻或者免除刑罚,而我国《刑法》第24条对中止犯的规定却有所不同,是以是否造成损害为界限,分为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在梳理以往关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的学说基础之上,从我国刑法规范出发,可以分离中止犯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免除处罚的根据,最终形成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二元论立场:在中止犯造成损害时,对其减轻处罚的根据与违法、责任减少说具有亲和性;在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时,对其免除处罚的根据与刑罚目的理论具有亲和性,并以二元论立场为根据,进一步探讨对认定中止犯自动性认定的具体影响。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所根据的观点如何,直接影响着中止犯的成立范围。因此,就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进行前提性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中止犯之所以减免处罚是因为行为人违法性或有责性的减少;另一方面,对于中止犯刑事政策的理解不能停留于表面。因此,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是以行为人违法性或有责性减少为内容的刑事政策说。

论我国税务行政处罚减免制度的完善——以逃税等不缴、少缴税款违法行为为视角

针对我国目前缺乏专门对逃税行为主动补报补缴行政处罚减免事由的明确规定、在法律层面缺少对行政处罚免除事由的规定、地方层面的对处罚减免事由规定不统一等问题,有必要在《税收征管法》修订之际,完善税务行政处罚减免制度。建议设置主动补报补缴税款的予以处罚减免的相关规定,并明确主动性、及时性和诚实性三项适用条件。此外,在免予处罚适用次数限制等规则方面,逃税与因过失造成少报、少缴税款的违法行为之间应当存在差异。

防卫过当的实务认定与反思——基于722份刑事判决的分析

对于防卫过当的认定,实务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仅以损害结果来认定防卫过当,将防卫过当普遍认定为故意犯罪,防卫过当免除处罚的适用范围较窄,还存在重复评价及间接处罚的问题。对于防卫过当的司法认定,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其一,从事前的角度,以防卫行为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其二,重视防卫意识对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将防卫过当认定为过失犯罪。其三,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期待可能性降低的程度,扩大防卫过当免除处罚的适用;其四,分析各种从重或从轻处罚情节的事实基础和实质根据,避免重复评价和间接处罚。

论反垄断法宽恕制度适用条件的完善

《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于2019年9月1日正式生效,新生效的规定在宽恕制度条件方面有显著的进步,但与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相关规定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导致实际执法过程中效果不佳。通过对域外几个典型国家和地区宽恕制度适用条件的分析考察,可对我国现行宽恕制度适用条件从主体、时间、证据、行为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5个规章修改要点:合理减免处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货车司机等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办有关行政处罚清理工作要求,结合当前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需要,近日,交通运输部完成第一批次11件规章修改和3件规章废止工作,以部令印发。据悉,交通运输部于今年4月和5月组织开展了“与行政处罚法不相符清理”和“不合理罚款规定清理”工作。

探索“小合规”破解基层监管执法难题

2023年初,浙江省兰溪市市场监管局以“小合规”为切入点,积极探索“罚管结合”“合规从宽”“社会共治”的普法监管执法新模式。通过近一年的实践,合规理念在执法人员、经营主体和社会公众中生根发芽。截至目前,共有86家经营主体享受了“合规从宽”政策激励,共计减免处罚金额272.55万元。

合规检察意见制发与落实问题探析

涉案企业经过合规整改验收合格,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对于仍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依法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合规检察意见。合规检察意见制发前,检察机关应充分进行前期调研,并重点关注行政处罚所依据事实的认定标准问题;检察机关撰写合规检察意见书应全面反映案件办理过程,事实清楚、重点突出,并可提出从轻、减免行政处罚意见;检察意见制发后,检察机关应保持与主管机关沟通,共同督促落实,形成加强涉案企业合规整改合力。

将贪污贿赂所得予以转移行为如何定性?——梁某洗钱案

基本案情被告人梁某,原系南宁市某区城市管理局原局长黄某某司机。(一)上游犯罪南宁市某区城市管理局原局长黄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以虚报项目、虚开发票等手段,伙同他人贪污公款260多万元,为他人在泥头车撒漏、消纳场污染等事项中减免处罚,从中受贿270万元。2021年10月20日,黄某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8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