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减排潜力的中国省域碳排放权分配研究——基于改进的ZSG-DEA模型

在2030年中国实现碳达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针对碳排放权合理分配的问题,采用改进的ZSG-DEA模型考虑各省(区、市)的减排潜力,探寻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碳排放权省域分配方案。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区域减排潜力各不相同,东部地区减排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减排潜力组内差距较大,且低减排潜力组有50%集中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整体减排潜力不足,东北地区集中于中、低减排潜力组;(2)改进的ZSG-DEA模型计算出减排系数更加合理,缩减了减排压力差距,能通过缩小省(区、市)之间的不公平程度来降低政策实施难度;(3)综合减排潜力和减排系数两个方面发现,仍有部分省(区、市)如河南等处于低潜力高减排的状态,面临凭借自身条件难以有效降碳的困境,也有部分地区在碳减排方面“仍有余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各区域应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碳减排,在安排省(区、市)碳排放额度时要注重不同省(区、市)的减排潜力,同时加强减排责任意识,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

建立甲烷减排标准和核证体系 推动实现甲烷减排目标

建立一个有效的、能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甲烷利用类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易模式,核心是一套完整的、有公信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甲烷利用减排标准和核证体系。本文从甲烷排放控制的背景、国内外甲烷排放的MRV体系、甲烷利用核证减排项目状况等方面对国内外“甲烷排放和减排标准和核证体系”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从甲烷利用自愿碳减排交易的角度,提出甲烷减排行动的展望和建议。

城市生态系统固碳减排效能评价方法研究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之一是温室气体的增加。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城市建设对城市生态系统固碳减排的影响成为关注重点。城市生态系统固碳减排效能的评估重点在于确认合适的核算指标和量化方法。因此,在分析耦合了人类活动的城市生态系统固碳减排潜力和路径的基础上,文章构建了城市生态系统固碳减排量核算指标体系和效能评价模型,为科学、客观地评价城市固碳减排成效和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提供支撑。

碳税机制下政府补贴对生产减排决策的影响

在政府实施碳税政策的大背景下,对不同形式的政府补贴如何影响制造商的生产减排决策进行研究。在无补贴、技术减排投资成本补贴和回收再制造补贴三种情形下,分别建立了三种不同的模型,分析比较三种模型对制造商产品产量和减排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碳税税率的增加,产品碳减排水平并不总是增加。不仅如此,碳税政策的实施还会对低碳产品的产量和利润起到负面效果。但政府补贴政策的实施确实能够缓解碳税给制造商带来的压力,在碳税税率较高时,采取回收再制造补贴能够更大程度起到提高制造商积极性的作用。(2)不同的政府补贴对产品产量和利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当η<0.38时,选取技术减排补贴能够获得更大的产品产量和总体利润;当η>0.38时,选取回收再制造补贴更经济。

碳交易下驱动企业碳减排的碳配额机制

碳配额是碳交易的基础,有效的碳配额不是为了抑制生产,而是驱动企业实施低碳技术。针对碳配额有效性设定问题,设计优化了驱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水平的碳配额机制,得到了碳配额机制有效区间,重点分析了影响碳配额有效性的关键因素。碳配额有效性表明,单位产品初始碳排放量和减排成本系数均是影响碳配额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合理降低碳交易价格、提高非减排成本和价格敏感性能增大产量碳配额机制的有效性。当减排技术得到改进与提升后,减排成本系数减小,政府单位产品免费碳配额量紧缩,但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都降低,此时政府应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提高市场需求量。

基于绿电减排量互认的建筑虚拟电厂电-碳双层协同决策机制

在“双碳”背景下,电-碳多政策并举和多市场并存局面带来了电能环境权益重复奖惩的问题。针对该问题,提出了基于减排量等效的绿色电力-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互认方法,将绿色电力的环境权益统一归属至用户侧,并以建筑主体为研究对象对互认方法进行验证。首先,依据减排特性差异,将建筑分为强制性建筑、减排性建筑、零碳建筑3类,以建筑虚拟电厂为CCER互认的代理。其次,针对建筑虚拟电厂内部CCER分配问题,提出了基于Shapley值法的分配方法,以保证分配的公平和合理性。然后,针对建筑主体面临的电-碳协同决策问题,提出了基于能源共享原则的电-碳双层协同交易机制,并基于主从博弈理论构建双层决策模型,结合供需比概念对模型进行凸化。最后,通过算例仿真验证了互认方法的可行性及电-碳双层协同决策机制的有效性。

“碳达峰”目标下的碳税与行政减排政策成本研究——基于河北省C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以产业结构偏重、碳排放较高的河北省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碳税和行政减排政策的CGE模型,分析了碳税与行政减排政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和产业部门产出的影响,从宏观角度模拟分析两种方式的减排成本。研究表明:碳税政策的减排成本较低,有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征收碳税同时返还能够进一步降低碳税政策的减排成本,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冲击;行政减排政策可以在短期实现碳强度大幅降低,但减排成本较高。减排政策的优化组合方式为,以碳税为主导并搭配碳税返还,构建长效减排机制,同时实施行政减排政策,形成有轻重缓急的科学政策组合。

企业技术与管理减排协同发展——基于火电企业的实践

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碳减排已成为“双碳”目标下驱动重点排放企业经营管理的要务。本文关注火电企业的碳减排决策问题,分析其在减排目标既定的管理情境下实施技术减排的成本与收益,并基于年均净现值法为其抉择出最优的减排技术方案。这一基于技术减排和管理减排二者协同发展的思路,可启发火电企业在“双碳”目标下选择适宜的减排路径和减排方案,以及推动诸多重点排放企业的管理升级。

国际碳减排黄金标准的模式、经验及启示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制度支撑。我国国家核证减排机制(CCER)重启在即,处于较初级的阶段,有必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进行完善。其中,黄金标准(GS)碳减排机制已在全球多个区域得到广泛运用,无论是签发量还是注销量均名列前茅。本文着重分析国际碳减排机制黄金标准的模式与经验,并结合其应用模式以及减排机制,对我国未来碳减排机制的发展提出建议。

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的中国行动、国际经验与政策启示

《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结果表明,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1.5℃以内面临较大的减排缺口,加快推进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国际共识。目前,中国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以部门行动为主,政策碎片化突出,甲烷减排集中在能源、农业与废弃物处理部门,氧化亚氮减排集中在工业与农业部门,含氟气体减排集中在淘汰和替代氢氟碳化物方面,能源等行业积极开展自愿减排。欧盟、美国等制定了甲烷减排战略,通过设定减排目标、提高减排意识、改善数据基础、建立监管政策、鼓励相关方参与等有力促进了温室气体减排。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控制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起步较晚,在减排政策、数据基础、能力建设以及管控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应尽快研究制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完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体系,加强温室气体数据基础与MRV体系建设,加强温室气体减排技术推广应用。

基于生命周期评估的需求响应碳减排量评估方法

需求响应作为电网公司实现电力系统平衡的重要调节手段,可有效降低电力系统的碳排放水平。鉴于当前对需求响应的环境效益缺乏有效的量化手段,提出了一种基于生命周期评估(LCA)的需求响应碳减排量评估方法,为电网公司需求响应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供理论参考。分析了需求响应碳减排量转化成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并参与碳交易市场的可行性;提出了基于LCA的电力系统碳排放传导路径,并梳理分析了不同碳排放项目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需求响应过程中的碳排放变化量及其带来的环境效益,提出了一种基于LCA的需求响应碳减排量评估方法。以简化的浙江省实际电网和用户负荷数据为算例,探究需求响应中不同阶段的碳减排量状况,结果表明所提方法能够有效评估需求响应过程中的碳减排量,为电力产业的低碳化发展提供借鉴。

新能源汽车碳减排潜力分析

在“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驱动下,新能源汽车凭借其碳减排优势受到了广泛关注.旨在促进新能源汽车碳减排潜力评估的相关研究,从新能源汽车碳排放计量与分析、车网协同优化低碳运行、车辆碳排放总量态势预测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综述,归纳了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总结各类建模方法优缺点,重点阐述了汽车节能减排核算体系与行业碳排放管理体系等相关成果,并提出新能源汽车碳减排潜力分析研究的发展趋势及未来研究方向.

高质量发展下中国工业企业碳减排路径选择

管理改进与技术创新是工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减排的两大关键路径。运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实证测度了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对工业企业碳减排技术进步效率的贡献作用。结果发现,整体上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的贡献率分别为28.45%和71.55%,并且二者贡献率在不同类型特征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随着企业技术进步水平、雇佣规模和能耗水平的提升,技术创新的贡献率逐步递减,而管理创新的贡献率则呈现递增趋势。首次对企业管理改进与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贡献进行测度,为优化“双碳”目标政策与指导企业减排行动提供有益参考。

成交超600万元 重庆公交碳减排工作迈上新台阶

低碳减排,绿色发展。近日,据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消息,其开发的重庆城市公共交通汽车出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于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完成首笔CQCER重庆“碳惠通”项目自愿减排量交易,交易温室气体减排量16.7万吨,交易额达600余万元,标志重庆市公共交通领域在碳减排和绿色发展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

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IV.收益统筹

面对巨大的气候变化损害以及高额的减排行动成本,如何在多时期、多主体框架下统筹经济发展与减排行动,协同推进发展与减排,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议题。作为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系列论文的组成部分,构建了收益统筹理论。该理论在综合集成时间统筹、空间统筹、效率统筹相关理论与方法基础上,以最优经济增长为核心,将碳排放问题引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深入探析经济发展与减排行动二者间的复杂关系,构建了经济-气候双向耦合的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并设计了多区跨期优化福利函数,实现发展与减排的统筹。基于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应用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C3IAM,明确了未来全球及各区域最优减排路径,并提出了各国及国家内部减排任务分配方案,科学回答了碳减排系统工程的减多少、何时减、谁来减、如何减、何效果等关键问题,为统筹发展与减排提供方法基础。

“双碳”目标下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发电行业碳减排政策研究

能源结构转型和碳减排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本研究旨在探讨“双碳”背景下发电行业碳减排政策与市场交易机制的耦合作用。通过研究绿色证书市场交易机制、碳排放市场交易机制与电力市场机制间的耦合协同效应,考虑了价格影响市场间机制、能源结构分析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多情景仿真,研究不同政策组合对市场均衡及电力行业碳减排的影响。通过对模型的敏感性分析,评估了各种政策措施对系统行为的潜在影响,对政策体系的作用机理及其协同机制进行分析,明确不同政策间可能存在的冗余激励和效应冲抵等现象。研究得出:有效的碳减排政策组合使得未来十年火电装机占比下降至45%,可再生能源占比突破50%与传统能源持平甚至超过传统能源。建议碳减排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综合考虑市场监管、激励机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因素。

三元循环视角下数字金融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农业碳减排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农业碳减排,在引入工具变量后,这一作用仍然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农户小循环、产业中循环、社会大循环是数字金融减排提质增效的有效传导路径,且三者间呈现出良性耦合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农业碳减排主要是通过提高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实现;相比于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数字金融具有更强、更显著的绿色优化效果。据此,为提升农业碳减排效率,提出加强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科技体系建设、农户低碳发展、打造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等政策建议。

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I.时间统筹

在气候变化应对过程中,面临一种纵向的代际统筹,即当前人类应当或者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损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需要权衡当前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然而,当前国际上对贴现率和跨期均衡路径的探讨暂未得出明确方案,亟需形成统筹长期与短期的碳减排理论,以指导相关减排路径设计。作为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系列论文的组成部分,聚焦于碳减排的时间统筹,构建了跨期均衡路径,并设置了积极但不激进的贴现率,从而统筹当前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回答碳减排的跨期责任分担与成本分配等问题,应用于CEEP-BIT自主开发的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C3IAM)等气候环境治理与碳减排路径的研究中,为统筹长期减排与短期减排提供方法基础。

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Ⅲ.效率统筹

碳减排效率表现为在达成碳减排目标同时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实现碳减排效率最优的关键在于统筹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作为碳减排“时-空-效-益”统筹理论系列论文的组成部分,构建了效率统筹方法框架,首先阐释了碳减排效率的概念内涵,提出了效率统筹的理论框架;进而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了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在碳减排过程中的互动机制与互补路径;并结合相对斜率决策准则,应用C3IAM/EcOp模型和CEEPA-CETA-FM模型深入探索了如何在不同减排机制下实现减排资源的优化配置,科学回答了碳减排混合机制的设计问题,为统筹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提供方法基础。

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减排影响的区域差异和收敛性——来自地级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运用我国29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性和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且存在空间关联效应。横向来看,不同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效应更强,中西部、京津冀等地区相对较弱。纵向来看,2015年以来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持续收敛,根源在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未来持续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