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公益林碳汇对碳减排企业价值研究

随着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福建省碳减排企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对生态公益林、碳汇、碳减排企业三个主体进行分析研究,阐释了福建省碳减排企业与生态公益林之间的联系,对公益林碳汇发展遇到的问题及相应对策进行了探讨。

节能减排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节能产业发展越来越迅速,节能减排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本研究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节能减排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企业集团对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从企业集团这一组织视角,关注如何推进企业节能减排,对于中国企业绿色转型、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结构决定战略”的理论视角和资源基础理论,以2003—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集团可以有效促进企业节能减排。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集团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和改变成本结构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分产权性质和地理位置进行异质性讨论,发现企业集团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对国有企业显著,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效果最弱。

投资型税收激励与企业污染减排——基于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维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企-污染”微观数据,以增值税转型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型税收激励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有效促进受政策影响企业的污染减排,且这种政策效果在重资产型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公众环境诉求对增值税转型的减排效应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值税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鼓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及增强绿色创新能力来实现污染减排。这些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设计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制造型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防控研究:基于深度学习与压力测试

应对气候变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企业的碳减排信用风险关系到投资者、银行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资金保障。因此,有效预警中国制造型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首先基于熵权TOPSIS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验证制造型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的必要性;其次,通过与多模型对比,证明MLP深度学习模型在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预警中的优越性;最后,通过压力测试方法确定利益相关者的重点防控企业和行业类型。结果表明:第一,多数制造型企业处于中度、高度协调度耦合阶段,即企业“碳排放水平”因素会显著影响自身的碳减排信用风险;第二,制造型企业碳减排信用风险对“预期碳税力度τ”具有敏感性,而碳税对“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冲击最为明显;第三,本文提出的MLP深度学习模型预测效果最佳,其预测准确率达到98.60%,相较于其他模型平均提升了15.57%,充分表明了该模型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银企距离缩短能够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

立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视角,本文利用2005—2012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根据企业地理位置和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得出银企间的距离数据,分析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银企距离的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著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且该减排效应通过倒逼企业研发绩效增加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强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的减排效应。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企距离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金融发展助力“碳中和”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碳配额分配方式对制造企业减排及利润决策的影响

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生态失衡问题频发,制造企业低碳转型刻不容缓。然而,部分制造企业仍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缺乏减排动力。本文通过构建企业的决策行为模型,结合不同影响因素,分析了不同碳配额分配方式下企业的减排决策及利润。研究发现:三种碳配额分配方式都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减排投资成本系数来有效激励企业减排、提升企业利润;免费和混合分配方式下提升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可有效提高企业减排积极性;并非碳配额总量越低,减排激励效果越好;混合分配方式下,可根据企业初始碳排放量的不同,来调整不同的拍卖配额比例。

政府参与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基于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演化博弈

绿色金融以绿色信贷为核心,是我国推动绿色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的约束激励,构建了一个“政府—银行—企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以探究政府介入下绿色信贷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资源型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绿色信贷体系缺乏演化均衡策略,出现政府消极监管、银企合谋、企业“漂绿”等现象;政府补贴政策对银行绿色信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需慎重设定补贴系数以保持市场刺激并避免政府亏损;银行绿色信贷成本对其战略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银行仅在有利可图时积极参与绿色信贷;在银行业,扩大信贷规模带来的潜在风险较大,需要更多资源投入,因此银行不愿承受较大的借贷风险。基于此,文章建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明确政策、设立专项基金、建立评估体系、设置适当补贴系数、采用阶段性调整以及建立风险分担机制,以推动形成绿色信贷体系。同时,银行可通过技术创新、风险管理和行业合作来降低绿色信贷的运营成本。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尤其是碳排放问题。对此,为了控制碳排放问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按照预期实现我国的双碳目标,2011年10月,国家发布相关碳排放权交易通知,批准在五省两市启动碳交易地方试点,继而在2013、2014年陆续启动了地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法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政策效应明显,对企业碳排放有显著抑制作用。并且对处于不同行业竞争程度的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于处于行业竞争弱的企业减排效果更强,为碳排放权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虽然我国碳排放权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起步晚,不成熟,依然有很大进步空间,因此,本文也相应给予了一些对策建议。

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研究

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作研究样本,实证检验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并从内部控制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分析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碳减排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能够抑制企业碳排放,且通过内部控制和绿色创新两条路径推动企业进行碳减排.异质性分析表明ESG信息披露抑制企业碳排放效果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环境保护税如何影响企业碳减排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环境保护税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重要税收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使用递进式回归方法,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保护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正向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碳减排绩效驱动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高税额标准地区内企业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完善环境保护税监管体系,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差异化环境保护税征收制度,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促进效应。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给实体部门带来经济绩效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发挥出绿色价值。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数据库和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制造业各部门投入服务化水平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可以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结构、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融资约束的作用进行探讨,发现缓解融资约束有利于减排效应的释放。异质性检验表明,低能耗企业的投入服务化更能发挥出污染减排效应;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中投入国内服务要素更有利于企业实现污染减排,知识密集型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减排效应更高。因此,企业应积极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理念纳入生产经营活动之中,努力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实现实体经济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

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碳减排绩效相关性探析——基于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分析

实现减排与增收“双赢”是现代公司治理的重大目标。以2009-2021年沪深A股高耗能企业为样本,分析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1)单一治理机制中,股权制衡度与碳减排绩效负相关,独立董事、薪酬激励以及股权激励对碳减排绩效发挥积极作用;(2)整体治理机制中,股权制衡与薪酬激励的互补效应,股权制衡与股权激励、独立董事比与薪酬激励之间的替代效应。上述发现对优化公司治理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助推“双碳目标”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比较优势产业政策与企业减排: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加强产业政策与环保规制政策的协同,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共赢。在面临环保规制压力时,企业有两类减排方式选择,一类减排方式会导致牺牲经济绩效的冲突性困境,另一类减排方式则可实现环保与经济绩效的共赢。后一类减排方式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现路径,但激励企业选择此类减排方式的条件尚缺乏研究。产业发展方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战略下,产业中的企业环保绩效显著提升,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降低,且通过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的减排方式实现。内在机制在于,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的企业更具有自生能力,通过清洁生产实现减排的能力和意愿更强,具体包括改进绿色技术、增加环保设备设施投入等措施,此类减排机制有助于实现环保与经济绩效共赢,而并非以牺牲经济绩效为代价。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除直接运用环保政策工具对污染企业进行约束外,还可协同使用产业政策工具,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提升企业满足环保合规性的能力、意愿和环保绩效表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目标的达成。

数字技术视角下企业碳减排意愿研究

为探究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碳减排决策的影响,从数字技术应用角度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政府市场监管、企业碳减排和消费者低碳产品购买均衡策略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政府是否采取市场监管策略取决于税收情况,当税收大于监管成本时,政府选择市场监管;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策略相对于政府监管策略来说是影响企业生产低碳产品更为重要的因素;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消费者绿色信任,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加快了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收敛速度,促进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并由此推动企业减排意愿.基于此,政府和企业应加强低碳宣传,提升消费者低碳意识.同时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生活中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损耗,提升消费者绿色信任,推进经济社会生活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的水污染减排效应研究——来自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的微观证据

在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其“以新代旧、以严替宽”的动态提升是我国工业减排的主要驱动力。基于手工搜集的中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信息构建政策变量,利用2001—2014年中国水污染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和差异化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标准提升显著降低了以化学需氧量为表征的企业水污染排放,基于多种方法开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一结论是可靠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减排没有以减产停产为代价,而是通过前端清洁生产和末端污染去除的方式共同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标准提升的减排效应在制定出台地方标准、标准提升幅度适中、企业达标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为此,应持续完善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有序推进排放标准的覆盖、优化和更新,对不同水平企业分层分级设定排放限值,促使污染企业“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

基于企业减排需求的森林碳汇定价机制

【目的】揭示减排企业购买森林碳汇的需求价格形成机制及政策影响因素,为调控和规范森林碳汇交易市场的价格走向、确保森林碳汇价格在有效引导相关利益各方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依据。【方法】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计算上海火电行业19家企业589个节能减排单位样本连续3年的平均单位边际减排成本,利用Benitez模型计算浙江省杉木人工林20年期碳汇项目年均单位固碳成本,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种政策因素,采用罗宾斯泰因(Rubinstein)模型对基于企业减排需求的森林碳汇价格最终决定机制进行模型计算和模拟分析。【结果】上海火电行业19家企业589个节能减排单位平均单位边际减排成本为312.66元·t^-1,浙江省杉木人工林20年期碳汇项目年均单位固碳成本为217.24元·t^-1,以当前所假定的市场交易环境和政策条件,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应为234.5元·t^-1。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对罗宾斯泰因模型各参数变化的敏感度模拟分析表明,森林碳汇总量不超过企业基准年排放量的抵扣比例如果由5%上升到15%,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将由234.5元·t^-1上升到269.1元·t^-1;碳税率由1%上升到5%,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将由234.5元·t^-1上升到303.7元·t^-1;企业社会责任系数由0.55上升到0.95,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将由234.5元·t^-1下降到227.3元·t^-1;减排企业买方市场集中度由1/19上升到1,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将由234.5元·t^-1下降到218.1元·t^-1。【结论】森林碳汇总量不超过企业基准年排放量的抵扣比例、碳税率、企业社会责任系数和减排企业买方市场集中度等参数变化对森林碳汇市场均衡价格的影响较为敏感,该结论不仅可为减排企业主体、森林碳汇供给主体自觉运用市场手段、制定森林碳汇市场价格提供新途径,也能为政府在市场框架内有效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提供新思路。

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机理与政策模拟

采用我国碳交易试点省市中钢铁、火电、化工3个碳排放密集型行业89家企业2759个减排单位为样本,通过构建企业减排路径选择模型,模拟分析面向森林碳汇供给的企业在不同减排政策影响下的减排路径及其行业差异。研究表明:(1)企业购买森林碳汇、技术减排和购买配额的成本分别为210元/t、319元/t和158元/t,因边际减排成本不同,行业间企业减排路径选择受减排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2)为激励企业购买森林碳汇以抵消碳排放,应对不同行业企业采取有差别的政策,综合考虑补贴投入和激励效果,应分别对火电企业实施102元/t的技术减排补贴,对化工企业给予技术减排补贴和购买森林碳汇补贴各83元/t,对钢铁企业购买森林碳汇进行168元/t的补贴;(3)在以上分行业施策的影响下,3个行业企业经不同减排路径成本比较后,均将有约50%的减排单位选择购买森林碳汇。结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和各行业发展规律,研究结果为积极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充分挖掘森林碳汇市场潜力、减小企业减排成本压力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自愿协议减排的企业演化博弈分析

全球碳减排事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减排效果,作为中国碳排放重要主体的企业,其减排成效是中国减排目标能否实现的根本保障。自愿减排模式应是当前企业等多方主体可以接受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想过渡模式,基于自愿协议减排业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减排新机制。本研究对企业自愿协议减排的选择情境进行演化博弈分析,得出从加大政府扶持、降低企业减排成本、增强公众宣传等方面入手可以提升企业自愿减排的既得利益,使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自愿减排。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与政策激励,推动企业自动减排;2构建多种减排途径,有效降低减排成本;3重视低碳理念宣传,提高企业低碳经营的社会认同度。

基于博弈DEA和Shapley值的航空碳减排效率研究

为探究合作对效率的影响,在传统的网络DEA中加入合作博弈,建立合作前和合作后的效率评价模型,对该博弈的超可加性进行证明,并利用Shapley值分配效率收益,对我国31个省区市的航空企业碳排放效率系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航空企业与政府合作后的碳减排效率高于合作前的效率,且有效单元个数增加。2)政府和航空企业以碳减排投资额为基础进行合作,不仅能够提高碳减排效率,而且可以实现资金的合理利用。3)在一方利益未受损害时,以双方的贡献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可使至少一方获得额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