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智能体仿真的多模式交通组合出行建模及减碳治理分析

传统交通规划模型以单一交通方式为对象,无法评估现阶段多模式组合出行的系统运行效益。基于BEAM(Behavior,Energy,Autonomy and Mobility)智能体仿真模型,探究居民多模式交通组合出行的动态演化及减碳治理策略的综合效益。结果表明:BEAM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居民多模式交通组合出行特征,如慢行-公交多模式交通占比约25.1%,与实际出行方式分担率基本一致。同时,探究多模式交通组合出行次数及出行距离随时间的演化过程,分析多模式交通通勤出行特征。此外,计算模式转移的减碳效益:每降低1%小汽车使用比例,交通碳排放总量可降低7%,人均日碳排放量减少约0.14kg。

组态视角下全过程治理驱动减污降碳协同的路径选择

减污降碳协同的本质在于推动“先污染后治理”的末端治理模式转向以源头预防为主的全过程治理模式。探究全过程治理驱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对于实现“2030年我国减污降碳协同能力显著提升”的任务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我国2021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为研究样本(考虑到数据的可取性,案例区域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剖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及末端治理三环节,产业结构合理化、用能权、能源利用率、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及环境保护税六要素对省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组态效应及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动匹配关系。结果表明:①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是降碳治理的必要前因变量,共存在三条组态路径,可归纳为过程控制与末端治理为核心的全过程治理路径、清洁生产下的末端治理路径以及环境保护税下源头预防与过程控制的全过程治理路径。②末端治理是减污治理的必要前因变量,共存在四条组态路径,可归纳为以末端治理为核心的全过程治理路径、末端治理主导下辅以清洁生产的治理路径、环境保护税驱动治理路径以及源头预防与末端治理为核心的全过程治理路径。③降碳治理与减污治理的驱动路径存在一定联系,全面考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全过程治理路径是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核心要求。研究显示,单环节要素独立存在无法推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实现省域减污降碳协同治理需要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的联动匹配。

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环境法典表达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进入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然而现行环境立法无力回应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实质化构建需要,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法典表达的价值得到彰显。大气污染治理与碳减排的同根同源性使污染控制规范体系对二者的规制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由此决定,污染控制编更适宜承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环境法典表达需求。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机制在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的表达宜依两层面递进展开:在构建理路层面明确其调适融合功能、实现从形式表达向实质表达的适度超越、明确生态环境部门监管主体地位并以制度机制监督主体履职;在规范构造层面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机制配置于污染控制编“基本规定”一章、创制基础性与配套性条款、诠释拓展调整范围条款意涵与基本原则条款边界。

环保督政与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绩效提升:基于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估计

当前生态文明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成为中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作为环境监管制度由“督企”向“督政”的重要转变——环保约谈能否提升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绩效呢?以2008—2019年21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SBM-DEA测算了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指数,综合运用多种DID方法考察环保约谈对地区减霾降碳协同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约谈能够促进被约谈地霾碳协同治理效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促进作用,能耗强度降低的积极影响却并不显著。从官员特征来看,伴随约谈地市长任期年龄增加、晋升预期下降、学历水平上升,环保约谈对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作用会显著增加;从空间溢出来看,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邻近地区霾碳协同治理效率的提升。

地方政府“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策略的调节效应

加强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治理,是“双碳”目标下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以2013—2020年高碳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差分模型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排放的协同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下,高碳企业的碳排放量显著下降。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会导致企业碳排放量增大,而碳交易制度在环境规制策略与企业碳排放量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建立能够有效缓解环境规制执行中的策略选择缺陷。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显示,环境规制与碳交易制度的减排作用具有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方政府规制策略对企业碳排放的消极影响具有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在这种空间相关性下,碳交易制度的负向溢出效应依然可以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给企业减排带来的不利影响。

“双碳”目标下环境多元共治的逻辑机制和路径优化

“双碳”目标下环境多元共治是基于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致力于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推动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双碳”目标下环境多元共治模式的逻辑生成,始于环境公平正义的顶层逻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高效能治理的方向逻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逻辑,其高效运行受制度供给、技术创新、市场机制和价值理念等多维因素影响。以依法治理为原则强化环境监管制度供给、以规范开放为准则优化环境治理市场环境、以信息共享为前提引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以激励相容为导向创新多元投入合作机制等措施为缓解环境治理中的严峻形势和突破环境治理体制障碍提供了新的思路。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政策思考——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碳达峰、碳中和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巨大挑战。我国要实现“双碳”目标要求,应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北方经济总量最大的区域,也是我国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也暴露出政策成本较高、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需要通过创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政策体系、推动中小企业进园区、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等方式,推动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提质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