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汽器除垢技术在电厂节能减碳降污中的应用分析

凝汽器是汽轮机组重要的换热设备,其冷源损失较大,影响电厂经济效益与节能减排效果,结垢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对火电厂凝汽器除垢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常规除垢措施,智能电磁储能式抑菌除垢系统的效果良好,能减少燃料的使用,同时实现杀菌灭藻,达到为电厂节能和减碳降污的效果。

“双碳”背景下主产区粮食生产减污降碳综合效益评价

基于2002—2021年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障碍因子诊断模型与Dagum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主产区粮食生产减污降碳综合效益及其时空演化。结果表明:2002—2021年粮食主产区综合效益指数由0.388提高至0.878,整体为上升态势;主产区综合效益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核心障碍因素存在由粮食产出效率与粮食产出水平向粮食生产投入集约化水平与粮食生产碳排放强度集中的转变过程;总体差异水平未出现进一步缓解的趋势,空间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样本期贡献率均值为56.89%,东西部间差异最大,东部、中部地区区域内的基尼系数水平也存在上升趋势,说明缓解区域内差异同样不容忽视。据此,建议切实提高资源投入集约化程度,统筹协调各区域综合效益均衡发展,建立绿色粮食生产体系,强化绿色低碳收益,进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生态带共建视域下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

京津冀地区碳污(大气中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排放量与环境承载力极不匹配,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可以从排放端缓解碳污超排压力,但减排潜能不足仍需引入“自然适应”方式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基于此,该研究在测度碳污排放量基础上,使用Copula模型对京津冀地区碳污协同风险进行识别,并结合区域生态带类型及其碳污吸收特征,对碳污排放和吸收匹配关系进行动态分析;同时以京津冀地区共建度为主要影响因素,逐渐增加京津冀地区生态带规模,分别设置基准、保守、折中、激进共4类10个情景进行模拟,分析不同共建水平下绿色生态带与净碳污排放量间的互动博弈关系。结果表明:①2011-2019年,京津冀地区大气中碳排放量波动上升并在2018年达到最大值(1323.164 Mt),污染物排放量波动下降并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402.9×10^(4) t)。尽管京津冀地区污染物排放风险有所降低,但碳排放风险并未随之降低。②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碳污排放量大于生态带碳污吸收量,其中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符合减污降碳发展方向,唐山市、天津市、石家庄市、邯郸市、北京市与减污降碳方向相反,秦皇岛市、沧州市、廊坊市、衡水市、邢台市属于“低排低吸”类型。③各情景模拟中,激进情景下碳污排放综合风险值最小,为0.055;S0情景下碳污排放综合风险值最大,为0.648,情景模拟发现绿色生态带共建可以有效提高减污降碳效能,从而降低京津冀地区净排放量,且共建水平越高越符合减污降碳发展目标。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碳污平衡匹配关系不稳定,虽然京津冀地区生态带共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碳污超排问题,但加大协同治理力度仍是减污降碳的重要途径。

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内涵阐释与实现方略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是实现“双碳”目标愿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立足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深刻阐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生成逻辑;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要求,系统阐释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深刻内涵;围绕协同推进减污降碳的现实挑战,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实现方略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对环境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特性的系统性认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开展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创造了坚实的实现基础。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源自协同学理论与国际绿色低碳发展实践的结合,其核心在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以兼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增加经济增长绿色动能,全面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益。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须切实健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培育拓展生态环境市场、推动减污降碳科技协同创新,建设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②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③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①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偏、盲目上马“两高”项目;②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柱作用,吸引和带动更多社会资金流入绿色低碳行业;③根据各地实际将国家减污降碳目标分解落实,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④加大创新激励力度,鼓励低碳技术与低污染排放治理技术协同创新;⑤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政策,推进各区域要素禀赋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减污降碳协同优势。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立法表达

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既要实现环境立法的体系化,也要吸纳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制度成果,为我国的“双碳”战略提供法治保障。实现“双碳”目标,“降碳”是战略方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重点路径。“双碳”法治建设应秉持整体论法治理念、重视调整对象的关联性、彰显治理制度的协同性。现行减污降碳法律规范体系未确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整体性法治理念,未将温室气体排放作为调整对象,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阙如,亟待予以针对性制度创新,同时也要回应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多层次复合关系。生态环境法典污染控制编应从更新立法理念、完善污染控制一般制度和大气污染控制专章制度等方面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制度创新。

数字贸易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基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试验

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有效依托数字贸易这一贸易新变革驱动减污降碳至关重要。文章在系统阐释数字贸易协同赋能减污降碳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1年我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减污降碳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贸易不仅能明显降低碳排放,还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2)数字贸易不仅能直接实现协同减污降碳,还可通过产业升级效应、能源效率提升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间接为促进减污降碳赋能;(3)数字贸易的减污降碳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这种积极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及中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减污降碳生态环境标准体系研究

中国现行生态环境标准体系以减污治污为核心,与降碳联系不紧密,支撑碳排放权交易、温室气体排放和监测、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技术指南等标准缺乏,难以有效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实现。为此,在分析国际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协同管控政策标准基础上,结合中国减污降碳管理需求,采用分类层次结构及综合标准化法,构建了支撑“市场+行政”温室气体管理模式的减污降碳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框架。建议提前对计划纳入碳市场的行业制定配额核算核查等相关碳排放权交易标准,对其他行业研究制定协同控制温室气体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制定相关配套标准支撑全链条减污降碳协同管控。

我国化工园区减污降碳技术路径研究

化学工业是推动制造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化工园区是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载体,开展化工园区减污降碳技术应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针对化工园区减污降碳面临的资源利用率低、减污和降碳协同性差、末端治污成本高、环境安全与风险突出等挑战,分析了化工园区碳和污染物产生的特点并梳理相关研究进展,剖析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于一般性工业过程的分析框架,以物质、能量代谢过程为纽带,从企业生产、基础设施、产业共生等层面演绎提出了化工园区减污降碳的技术路径:建立化工园区内企业的碳、污染物排放清单;集成优化化工园区的技术与产业结构,加强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升级共生、企业间合作、减污降碳与安全生产统筹、产品‒产业‒空间结构优化;开展全生命周期减污降碳成本效益评估。选取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典型案例,总结了化工园区减污降碳技术路径的应用实践,进而提出了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实施路径建议:完善精细计量体系,加强化工园区物质流管理;强化化工园区共生链接,运用系统工程赋能减污降碳;激发系统效率变革,推动化工园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数据),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各省份间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演变趋势及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各省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在空间上呈现东部>东北>西部>中部的区域不均衡特征。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呈现以东部地区为核心的复杂空间网络结构,省际间空间关联性呈上升态势,但网络结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③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凭借优越区位,在关联网络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宁夏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影响较小。④北京市、天津市和上海市等地区属于“主受益”板块,浙江省、广东省等地区属于“经纪人板块”,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北省等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⑤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的空间关联网络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人力资本水平、科技投入、市场化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均有利于空间关联关系的建立。研究显示,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效应存在空间关联性,需进一步加强省份间的绿色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

组态视角下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对环境规制效率的驱动机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fsQCA实证分析

减污降碳是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标志,是实现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工具驱动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对于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以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政策工具促进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组合。结果发现:减污降碳政策工具在提升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方面呈现4种组合模式,且分别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匹配,未来将呈现多元政策工具组合协同发力的态势;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在提升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效率中发挥主导作用,中部地区尤为明显;自愿参与型工具则更多依赖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工具发挥政策组合作用,在西部地区发挥效力较弱。不同的环境规制效率驱动效果会带来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组合,以此为不同地区提供政策建议。

建筑业减污降碳动态效率研究: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

减污降碳是实现建筑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建筑业减污降碳效率进行测度,分析中国四大经济区域及省域2010—2020年间建筑业减污降碳效率的时序演变特征。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各地区ML指数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数对综合效率值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技术水平趋于平稳发展;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指数对综合效率值贡献最大;西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在研究期内出现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指数是提高综合效率指数的关键;东北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显著增加。

炼铁工序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评估方法研究

为推广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技术,以炼铁工序为研究对象,从协同度、成本收益和环境影响3个维度评价炼铁工序源头、过程节能技术、末端治理技术和低碳技术的协同控制效益。从污染物和碳排放协同度分析来看,源头、过程节能技术能有效推动炼铁工序污染物和碳排放的协同减排,而末端控制技术对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减排不具有协同性。绿氢冶炼技术和熔剂性球团制备技术污碳减排协同度较高,此外高炉喷吹焦炉煤气技术、高炉煤气回收技术和高炉热风炉双预热能协同减少VOCs和碳排放。在当前我国碳交易价格条件下,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节能技术和污染物末端治理技术具有可推广性。随着碳交易价格的上涨,绿氢冶炼和碳捕集(CCS)技术减排成本呈下降趋势。绿氢冶炼技术、污染物末端治理技术最能有效地减少环境影响,其他节能技术也能相应减少环境影响,而现有条件下CCS技术的实施会增加对环境的影响。综合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的协同度、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评估,炼铁工序中源头防治和节能技术可作为我国现阶段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技术进行推广,随着未来碳交易价格的增长和能源的转型,绿氢冶炼技术和CCS技术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减污降碳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市级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公式法测算碳污排放强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机制检验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减污降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与长江经济带减污降碳协同度的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碳污排放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和增强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长江经济带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

长三角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评估

长三角地区正在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但其减污降碳协同潜力如何?目前鲜有文献展开量化评估。该研究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全要素角度测算了长三角地区PM2.5和CO_(2)的边际减排成本,通过比较单独减排与协同减排下的成本变动,估算长三角整体、省际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减污降碳协同潜力,模拟不同发展情形下协同效应变化。结果发现:(1)2011—2021年,相比单独减排,协同减排视角下长三角地区边际减污成本与边际降碳成本均有显著降低,其中边际减污成本缩减了35.28%,边际降碳成本缩减了32.41%。(2)省际层面看,长三角三省一市边际减排成本之间异质性明显。其中,安徽省边际减污和边际降碳成本最低,上海市边际减污和边际降碳成本偏高。(3)与单独减排相比,协同减排下安徽省边际减排成本的缩减比例最为突出,其减污降碳协同潜力也最为突出。(4)城市层面看,低碳发展优先是减污成本最小化的治理方案,清洁空气优先是降碳成本最小化的治理策略,而若以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最大化为目标,不同城市需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禀赋和环境水平等探索与之相匹配的减污降碳协同策略。该研究通过估算长三角地区边际减污成本和边际降碳成本,揭示了该地区减污降碳协同潜力的时间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地区科学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参考价值。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产业链联动效应

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不仅是提升环境质量的重要着力点,亦是在市场经济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是探讨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重要视角。基于约束效应、同群效应、规模效应3方面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使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探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效应的内在机理、联动类型和联动模式。实证结果表明: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存在产业链联动效应,有助于焦点企业降碳减污的协同推进。②产业链依赖度越高、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以及与上下游企业技术研发合作越紧密的焦点企业,其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越强。③界定焦点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联动类型发现,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同时受到上游供应商企业推动和下游客户企业拉动的影响,但是下游客户企业拉动效果更强。④界定焦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学习行为特征发现,焦点企业是通过主动学习来提升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能力,跨行业模仿学习对企业降碳减污协同推进提升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促进企业微观个体实现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目标,强化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的联动效应,政府应该制定产业链降碳减污协同推进联动专项规划,精准扶持存在联动困难的企业。企业要加强向具有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优势的标杆企业学习,助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提前实现。

城市蔓延能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中国正处于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深入探究城市蔓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进而优化城市绿色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系统阐释了城市蔓延影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在机理,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城市蔓延显著加剧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程度,此影响在人口低密度地区和大中城市更为明显;(2)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城市蔓延显著加剧周边城市碳排放的同时对周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明显,即城市蔓延的“减污”“降碳”效应存在异质性;(3)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蔓延主要通过交通效应、生态效应和创新效应影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据此,文章从城市用地合理规划、公共交通系统完善和绿色创新开发的角度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公众环境关注是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自居民与企业的机制考察

在减污降碳亟须协同增效的背景下,探究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成效与增效路径,有助于以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评估公众环境关注的协同减污降碳治理成效,并验证了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促进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增效,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协同治理成效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持续削弱,资源城市的协同治理成效较非资源城市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公众环境关注驱动了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以创新激励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同时,公众环境关注培育了居民的绿色节能生活方式,以节能优化效应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黄河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性及其影响因素,为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基于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分析了2009—2020年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时空耦合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子。[结果](1)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值空间上呈现下游地区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上游地区最小。(2)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地区内差距明显高于中下游地区,地区间差距由大到小依次为上游与下游>上游与中游>中游与下游,地区差距主要来源于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差距。(3)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状态之间流动性较低,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且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演进。(4)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有效促进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发展,政府干预对大部分省区耦合协调发展促进作用明显,市场需求与技术成果有效结合才能更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结论]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时空耦合整体呈上升趋势,影响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因素较为复杂,未来应从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技术成果转化等方面,促进黄河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