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以山东曹县大集镇25个“淘宝村”为例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农村电商发展促进减贫增收实现的多重因素的影响机制。本文以山东曹县大集镇25个"淘宝村"为样本案例,依据文献理论和实地调研访谈,研究其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间的关系,提出适合农村电商发展的针对性路径。研究结论表明:电商培训、人才引进、电商比例、教育水平、龙头企业及销售渠道对农村电商发展都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但不存在必然发挥作用的前因条件;依据农村电商发展的四个核心维度(电商培训、人才引进、龙头企业和销售渠道),将农村电商发展促进减贫增收路径分为人才主导型、市场主导政府辅助型、政企合作主导型以及市场主导型四种;从因素的不同条件组态出发,为农村电商发展更有效地产生减贫增收效应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以山东省为例

本文以2011~2019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山东省减贫增收有显著正影响;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收入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果越好,随着收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增收的边际效应递减。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发挥各因素合力有利于山东省贫困减缓。

农村环境治理、健康人力资本与居民减贫增收——基于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重视农村环境治理、健康人力资本的减贫增收效应对于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为厘清农村环境治理、健康人力资本与居民减贫增收之间的关系,基于2004—2020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除外)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环境治理对居民减贫增收及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探究其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和区域性差异,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影响居民增收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农村环境治理对居民减贫增收存在倒“U”形影响,在2004—2008年及2019—2020年这2个阶段均显著。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村环境治理对农业收入存在促进作用,在2009—2018年这一阶段更明显;对非农业收入存在倒“U”形影响,在2004—2008年及2019—2020年这2个阶段均有所体现。从区域层面来看,农村环境治理对东、西部地区居民减贫增收起到倒“U”形影响,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农村环境治理与东、中、西部地区农业收入均显著正相关;与非农业收入在东部地区呈倒“U”形关系,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关系,西部地区无显著相关关系。综上,农村环境治理对居民减贫增收及不同来源收入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和区域性差异。此外,健康人力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促进居民增收过程中发挥正向部分中介效应,且与农业收入相比,在农村环境治理促进非农业收入增加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大。因此,建议因地制宜落实相关政策,加强各地区农村环境治理,提高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拓宽农村居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减贫效应——基于15个省份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了农业产业化扶贫助弱的理论框架及其减贫增收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我国欠发达地区15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测度了农业产业化不同因素对底层贫弱农户减贫增收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乡镇层面合作社数量越多、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越多,越能从整体上带动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底层贫弱农户减贫增收,但由于合作社成员结构、产业收益分配格局等益贫传导机制不够畅通,导致合作社带动农户比重、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对贫弱农户减贫增收有显著负向影响;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实践长期聚焦绝对贫困户而忽视边缘贫困户等弱势群体,且在农村道路建设、合作社联合方面缺乏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导致部分农业产业化因素不利于底层农户减贫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