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减轻处罚幅度——关于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的立法建议

减轻处罚是贯彻党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环节,对于实现量刑公正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国刑法学界存在无限制减轻处罚与限制减轻处罚的学术争鸣,后者又有"下一量刑幅度说"和"减轻底线说"两种立法方案。本文通过对不同立法观点的考察,指出无限制减轻处罚的弊端和限制减轻处罚的适用对象,阐述科学设计减轻处罚幅度的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两种限制减轻处罚方案的优劣得失,主张吸取《刑法草案第22稿》第63条的合理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5条的立法建议,以弥补减轻处罚幅度的立法缺失,从而将法官的减轻处罚权控制在合理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刑公正。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

《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其价值在于激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个案量刑公正。但实证研究发现,该制度的实践运用远未达到立法创设的初衷。一方面,该制度的适用率极低,且适用的案件类型相当有限;另一方面,法官对适用标准理解不一,造成同案不同判、量刑不均衡的情形大量存在。制度实践不理想的根源在于立法对适用实体的规定含糊其辞,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缺乏明确的标准规则。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明确制度适用的实体标准。为激活制度的适用,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寻找出路,即在立法层面将部分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以及细化减轻处罚的具体幅度;在司法层面进一步加强量刑说理,颁布指导案例,以规范、引导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非法定减轻处罚的合理化研究——以武汉市枪迷境外购枪弹由无期减为三年有期徒刑为视角

文章主要内容是非法定减轻处罚的合理化研究,探究该制度适用的合理化,首先由一则案例引出所要探讨的论点,然后将问题引入到《刑法》63条第二款规定的"案件特殊情况";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应当如何把握此处的"案件特殊情况",在探讨中得出文中四种观点显然是无法达到满足司法实践中要明确具体且具有可操作性标准要求的;而后引出目前司法实务中,适用该项原则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适用该条款时,程序上的繁琐复杂和操作上减轻幅度较难把握等两个方面的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如此层层递进,逐渐将非法定减轻处罚这一原则适用引上合理化的轨道。

“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幅度分析

减轻处罚的根据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政策,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既取决于行为侵害的法益和行为人的罪过,也取决于行为的常发性、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人的意志自由程度、民众的法感情等因素。"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于法有据、于理相合,因而是正当的。对减轻处罚的幅度应区别对待:有与免除处罚并列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对行为人减轻处罚不能加以限制;反之,应加以限制。"许霆案"因无与免除处罚并列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因而审判机关对"许霆案"的减轻处罚幅度过大。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案名:湛某某、徐某某敲诈勒索案 主题:对《刑法修正案(八)》第五条的理解和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第五条在刑法中增加了限制减轻处罚幅度的规定,从立法背景和立法本意看,主要是为了防止法院在量刑时决定减轻处罚幅度的恣意性。但是在实践中,不同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却出现了分歧,主要集中于当被告人同时具有多个减轻处罚情节或者具有"减轻或免除处罚"[1]情节时,对其量刑是否必须受到该条文对减轻处罚幅度规定限制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案例,从理论和司法实务两方面对该法律条文理解和适用中存在的争议进行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