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明责任分配”到“证明责任减轻”——论证明责任理论的现代发展趋势

德、日等国在现代民事司法实践中为解决传统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调整实际证明手段不足这一缺陷,相继发展出"证明责任减轻"理论这一弥补方案。"证明责任减轻"的本质是通过证明行为规则与事实认定规则的功能来尽可能压缩真伪不明的空间,从而减少证明责任裁判的运用。证明责任减轻的方法,包括众多在诉讼证明实践中不通过证明责任方法来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的制度技术。证明责任减轻制度的程序内在性与证明责任分配的程序外在性相结合能使司法裁判更好地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减轻刑事责任探析

减轻刑事责任问题从属于刑事责任理论，但它是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在刑事责任理论体系乃至整个刑法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减轻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后，由于具备某种法定事由而实际承担了较之同种犯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为轻的刑事责任。减轻刑事责任是减轻处罚的基础和前提，而减轻处罚则是减轻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之一，二者之间具有很大差别。

论民事责任的免除减轻和限制

民事责任的免除、减轻和限制,法律没有明确的定义,但许多国家的民法中对免除、减轻和限制有具体的条款规定。分析这些条款,其基本点是:1.民事责任的免除、减轻和限制,是指对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的免除、减轻或限制;2.民事责任的免除、减轻和限制都有一定的条件。如《匈牙利民法典》第339条第2款规定的“特殊理由”和《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405条规定的“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3.民事责任的免除。

证明责任减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之应然路径

传统以维护特定主体私益为基点构建而成的环境侵权纠纷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因果关系存否的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来承担,然而司法实践中的现实状况却与该规定相距甚远。此种局面决定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传统环境侵权纠纷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确立基石的证明责任转换,应由更为契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程序定位与价值追求的证明责任减轻所替代。在具体规则的设计中,应对不同主体提起的以及不同类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明责任减轻的处置方式进行深入考量。

论好意施惠人侵权责任之减轻——兼评《民法典(草案)》第1217条

无偿契约中,给予他方利益的行为人责任较一般有偿行为人的责任为轻;与此相类,好意施惠人所承担的责任一般也应有所减轻。但此处的减轻应有两层含义:一是行为人仅有轻过失时是否需要负责?二是存在重大过失时,责任的范围是否应有所限制?本文基于对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指出我国法院并未明确区分行为人的轻重过失,亦不赞同责任成立意义上的减轻,但在减少责任数额上则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责任范围之减轻的规范依据,并从方法论角度分析了法官所为之法律续造。证成侵权责任减轻比较妥当的规范依据应当是总则部分的"公平原则"条款。

“举证责任减轻”理论之研析与制度构建

为克服举证责任分配一般原则可能忽视个案正义这一盲点,举证责任减轻理论应运而生。我国大陆地区对以"规范说"为原型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研究成果显著,但对"举证责任减轻"却鲜有关注,立法体系单一,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相关制度框架尚未形成。可以通过研析举证责任减轻理论,借鉴实践中的法技术和个案中"实质性考量"思路,在现行法律要件分类说下构建举证责任减轻制度,确立三步检索法,形成多元化减轻机制,从而达到法律安定性与实质正义的平衡。

规范说视野下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研究

规范说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理论主导地位。以规范说审视《民诉法解释》第91条,不难发现其存在法律要件划分困境并需要予以消解。此外,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责任减轻规则之间的关系并不难厘清。在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体系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原则”和“例外”的形态呈现的。通过反驳与批判学者们支持赋予法官分配证明责任自由裁量权的三个主要理由,可以明确以规范说为理论基础的证明责任分配之中并无法官自由裁量分配证明责任的余地。

好意施惠中的责任承担

好意施惠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行为,关于该行为的性质以及因该行为产生纠纷后的责任承担和归责原则,在理论上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操作也混乱。本文在对好意施惠这一概念做出解释的同时,明确其合同法律行为的性质,并进一步分析了对该行为因过失造成的损害应适当减轻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法典编撰背景下商事责任特殊性考察――兼及商事责任的立法模式

商事责任的特殊性从形成上来源于商人实践与立法确认和规制的博弈;从本质上来源于商事交易中的风险分配;从表现形式来说,体现为商事责任的加重和减轻两个方面。其中,商事加重责任表现在对商主体义务设定的加重、商事责任行为解释严格法定、商事举证责任的加重以及连带责任形式在商事责任中的广泛适用四个方面;商事减轻责任集中表现在责任范围限定和短期时效两个方面。由于不同商事的不同特性导致在诸多交易模式中商事风险分配方式大相径庭,民法典在编撰中宜仅就民事责任一般情形作出规定,为商事责任立法留出空间。

浅析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抗辩事由

目前,在学术界,无论持过错归责论者还是无过失归责论者均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加害人基于某些事由可减轻或免除责任.学术界普遍将其定性为"过失相抵".

期待可能性与责任判断——由许霆案引发的刑法思考

在许霆案中,法院的一审判决被民众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在民众充满感性色彩的责难背后,蕴含着对许霆是在银行失误所导致的巨大诱惑下实施犯罪这一情节的考量要求。这种要求在法理层面体现为把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判断的规范要素,在行为人由于客观情状导致其不实施犯罪的可能性降低时,减轻甚或免除其责任。在责任判断中,把期待可能性的降低作为法官援引刑法第63条第2款对被告人超法规减轻处罚的法理根据,符合我国刑事立法规定和刑法理论旨趣。

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认定的证明责任分配

解决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难之道,不仅需要从实体法层面对专利损害有本质的认识,更需要从程序法角度解决传统证据规则引起的损害赔偿数额的事实认定困难。分析发现,证据距离是导致证据难以满足证据能力、证明力要求及证明标准的根本原因。对此,引入证明责任分配的修正规范说理论,并结合司法实践,构建以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与举证责任减轻规则相结合的二元专利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体系,适用证据契约、推定、证明妨碍和法官裁量等规则,以解决专利损害赔偿难问题。

从一则案例谈搭乘酒驾行为的法律责任分析

在道路交通法规明文禁止酒后驾驶,公安机关严厉查处酒驾行为,媒体对酒驾行为的危害广泛宣传的情况下,搭乘酒驾危险是一种生活常识。所以,受害人明知他人酒后驾驶,仍搭乘的行为构成自甘冒险,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这样才能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减少酒后驾驶行为发生、减轻危害后果。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要件事实与证明责任

股东派生诉讼具有不同的类型,被告赔偿责任也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基于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是诉讼成败的关键,不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会阻碍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为了完善公司治理,恰当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应当采用多元化的证明责任分配方法。法院也有必要对处于证明弱势地位的股东进行救济。

侵权纠纷中归责原则和减免责任规则的适用

司法实务中处理侵权纠纷案件正确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或无过错归责原则,把握好减轻或免除责任规则的适用情形,必须注意确定归责原则、把握免除当事人责任的事由、理解减轻或免除当事人责任的适用情形、把握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的特殊情形等问题。只有厘清减轻或免除责任规则的适用情形,精确裁量减轻责任的幅度,才能公平公正裁判侵权纠纷案件。

论劳动争议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众所周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不平等性和隶属性。在劳动争议诉讼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多为原告方,用人单位多为被告方,两者的诉讼地位较为固定。在实际诉讼中,因为证据偏在以及证据未形成等原因,会导致劳动者举证困难。为此,有必要重新研究劳动争议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减轻劳动者的证明责任,以解决劳动者举证困难的问题。

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问题

犯罪中止是行为人主动放弃犯罪行为或者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其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主客观相结合的刑法观，其刑事责任的政策依据是预防犯罪的金桥理论，其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在于犯罪中止符合犯罪构成的四个条件。处罚中止犯的原则有：1．以中止犯非罪为前提而免除刑事责任；2．以减轻刑事责任为主，以免除刑事责任为辅；3．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

论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论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张庆方欠缺刑事违法性意识，可否成为犯罪构成阻却事由，或者成为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呢？若对任何仅具备刑事违法的外观而缺乏违法性意识的行为都不加区别地追究刑事责任，是否符合刑事立法公正、谦抑的价值要求？反之，若容许欠缺刑事违...

我国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研究

随着网络的高速创新发展和商业应用模式的迭代演进,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呈现出形态多样、手段隐蔽、分工细致、产业链条化的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认定从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备审查义务开始转向考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商业模式、恶意程度以及对侵权者的帮助、教唆、管理并获利等因素。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明责任分配也开始考量著作权的私权属性、公众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发展需求和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平衡。为给法院裁判和网络著作权利益相关方提供指引,通过对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过错”等要件事实进行分析,厘清国内外网络著作权侵权证明责任倒置、减轻方法,加强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重视其所负有的审查义务。

论管理人在高度危险责任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以《侵权责任法》第76条为中心

虽然《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了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管理人承担的责任仍然属于无过错责任,而不是过错推定责任。法律规定安全保障义务旨在限制管理人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效力,而且此种限制作用主要体现在因果关系方面。在具体适用中,通过对管理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考量,证成受害人的损失与其自身原因的关联程度,再依据高度危险区域的危险程度和一般社会公众对危险的认识程度来最终决定免除或者减轻管理人的责任。厘清《侵权责任法》第76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该条的定位和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