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制度主义的过去与现在

作为制度主义的开创者,凡勃伦留下了宝贵的制度主义纲领。但凡勃伦的继承者们逐步偏离了凡勃伦的本能—习惯心理学与涌现哲学基础,二战之后,随着制度主义的衰亡,凡勃伦制度主义也随之湮灭。随着近年来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涌现哲学的发展,内生偏好、场景理性、本能—习惯心理等凡勃伦制度主义的传统命题又一次得到了支持,使凡勃伦制度主义有了复兴的可能。

回到凡勃伦制度主义: 诺思的制度理论是演化的吗?

纵观诺思的整个学术生涯,其早期的制度分析范式与晚近的方法论取向存在着明显的歧异,早期的静态均衡制度分析范式和晚近的演化制度分析范式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冲突。诺思意识到了基于新古典内核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逐渐抛弃了新古典最优化均衡和静态分析方法,接纳路径依赖思想,并引入认知科学构建了更具解释力的制度动态理论。在回顾诺思制度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其晚近的制度分析路径具有明显的演化特征,实际上是对凡勃伦制度主义演化分析传统的回归。最后作者指出,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倾向与凡勃伦提倡的"循环累积因果"原则相违背,导致了二者理论进路的分野。

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及其超越

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分歧源于社会理论中的能动性与结构问题。方法论个体主义体现了一个极端,即强调行为主体而不是社会结构,是一种试图仅用个体相关的方式处理社会结构、制度和其他总体现象的方式。方法论集体主义体现了另一个极端,强调整体结构而不是个体,认为所有个体倾向或行为能够也应当从社会的、结构的、文化的或者制度的现象中得到解释。这两个极端都有其缺陷:个体主义否定结构影响,不承认多层次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质"层级,集体主义对改变个体的过程和机制也未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这两者的超越与综合则包括了结构化理论、批判实在论、凡勃伦制度主义、奥地利传统的互动主义以及基于现代系统论的系统主义等。结构化理论和批判实在论试图从实体层次上分离能动性与结构,凡勃伦制度主义和互动主义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系统主义则采用系统论的思考方式,强调不同层级和不同网络中的循环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