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东两大民族主义思潮之比较——以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为个案

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都是20世纪中东最具特色的社会思潮,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影响了中东其他国家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尽管凯末尔和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权的建构上都采取了共和模式,坚持政教分离,在意识形态上都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思想又有很大不同。如,对民族主义内涵理解;对伊斯兰的认同;以及他们的思想实践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体现20世纪中东民族主义的统一性中的多样性。

凯末尔主义失败了吗

凯末尔主义,是由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建者、民族英雄、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在上世纪初期所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凯末尔主义一直持续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为土耳其带来深刻的变化。土耳其的改革被国际学界认为是传统穆斯林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转型成功的典范。

“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

泛突厥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末期产生的重要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族主义者以凯末尔主义思想作为立国基础,反对泛突厥主义。但是在人员、组织和思想等方面,凯末尔主义仍与泛突厥主义保持了较多联系,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方便,并使土耳其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一定的泛突厥主义特征。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由民族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认清这种联系,有利于加深对凯末尔主义以及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了解与认识。

《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和苏联: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书评

瓦拉姆·泰尔-马特沃森(Vahram Ter-Matevosyan)的力作《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和苏联: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历史解释》(Turkey,Kemalism and the Soviet Union:Problems of Modernization,Id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①),2019年由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包括序言全书共356页。该书旨在对“凯末尔主义(Kemalism)的研究视角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界定”。为此,作者遵循两个平行的研究轨迹:其一,考察了“凯末尔主义的自身流变和内部动力”;其二,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苏联观察家们如何看待和解读凯末尔主义的变化,尤其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试图通过融合“非西方的”诠释来“丰富我们对凯末尔主义在超国家历史中的认知”。^(②)

凯末尔主义及其对当前土耳其政治的影响——凯末尔主义的两种面孔

凯末尔主义是指导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信条和其支持者塑造了早期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格局,创立了至今运转依然良好的现代土耳其国家机器。自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掌权以来,凯末尔主义逐渐被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然而,与之相对的是,凯末尔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行动的范畴,建立了一个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削弱正义与发展党及其支持者力量的框架。本文在更广阔的知识和历史背景下讨论了凯末尔主义和它的前身——奥斯曼帝国以欧洲为导向的现代化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批判。最后,讨论了凯末尔主义传统在当前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并对“历史型凯末尔主义”和“承诺型凯末尔主义”形式进行了区分。

试析土耳其的反美主义

反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行为.在土耳其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表现形式。一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民间交往为主.到冷战时期双方建立了同盟关系。但由于两者在地缘政治上的分歧.土耳其国内产生了反美主义。在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反美主义在社会各阶层中爆发,反美主义的内容泛化.并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土耳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与土耳其的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美国地区战略与土耳其区域外交诉求的矛盾,以及美国文化与土耳其本土文化的冲突。土耳其反美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土耳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和实践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反抗。从其特点看.土耳其反美主义的驱动力是捍卫国家利益,其精神内核是民族主义。当前土耳其反美主义的发展有利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统治.恶化了美土关系.增添了中东局势的变数。

种族与土耳其民族认同建构(1930—1938)

20世纪30年代,为了巩固新政权、维护领土统一和促进西式现代化顺利进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尝试在土耳其国内建构以种族为基础的单一民族认同,提出了具有浓厚种族色彩的“土耳其历史理论”和“太阳语言理论”,并对国内少数族群实施种族同化政策。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统一,增强了民族自信,但也造成族群关系紧张和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等问题,也为后来土耳其实行泛突厥主义外交创造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转型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及其影响

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是当代土耳其思想界对凯末尔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做出的重大理论修正。该理论政治影响力上升的过程,也是土耳其宗教政策日趋宽松,民族主义保守势力日益强大的过程。土耳其—伊斯兰合一论反映了现代土耳其宗教和阶级矛盾的变化,证明了政治世俗化和社会世俗化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该理论的实践促进了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的平稳发展,巩固了土耳其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为该国伊斯兰复兴运动打上浓厚的官方色彩。

女性解放与凯末尔改革——基于土耳其女性史研究的考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女性史的叙事相继出现了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范式。这些叙事范式的思想渊源皆可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晚期人们有关女性问题的争论与实践。女性解放是凯末尔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土耳其女性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在土耳其女性史的不同叙事范式中,却对凯末尔主义的女性解放运动有着迥然相异的评价。女性史叙事范式的演变及其对凯末尔主义女性解放的不同评价,本质上是土耳其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它们不仅反映了女性主义与父权制、国家主义之间的问题,同时也呈现出土耳其激进的西方化和世俗化改革与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之间的张力。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现代认同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开始复兴,这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对于凯末尔主义者来说,它不仅对建国之初的世俗主义原则构成了威胁,也必将对土耳其国家的现代认同产生巨大冲击。本文探讨了土耳其凯末尔主义者如何利用现代性普遍主义的话语把伊斯兰教"他者化"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伊斯兰教在土耳其复兴的背景和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利用差异政治话语对凯末尔主义者的现代认同进行重构与改造的问题。

影响土耳其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

现代土耳其有四大政治文化遗产,即传统威权主义的军人政治遗产、伊斯兰政治文化遗产、凯末尔主义遗产和多党民主政治遗产。它们都在现代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中起独特作用。作为一个创造了悠久文明、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国家,现代土耳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而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现象,正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与现当代社会现实相互冲撞和冲突的产物。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路径探析

库尔德人是目前世界上未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最大民族。从历史根源上看,中东库尔德问题是西方殖民者的'功劳',是大国争夺地区霸权或干涉地区事务的'遗产';从现实来看,由于库尔德人在所在国的少数民族权利被剥夺、限制或遭受歧视,政治地位不高,经济文化发展落后,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等,使得'库尔德问题'主要表现为居住在中东相关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要求尊重和承认民族身份,保障和扩大民族权利,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和自主决定自己命运所引发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