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课程改革——兼评《“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

新课程改革以来的学术之争以“钟王之争”为代表，钟王的学术之争经历了关于知识观、课程改革方向和课程理论基础的三次交锋，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课程改革理念和凯洛夫教育学思想？通过对两者的境遇、实践品格、理论品格和意义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的课程改革需要建立自身的课程理论，应立足本国的社会现实，发挥课程共同体的效力。

论凯洛夫教育学中国化的经验及其启示

凯洛夫教育学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其中国化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兴起、批判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凯洛夫教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确立地位并产生持续的长期影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凯洛夫教育学本身的科学性、时代性、操作性等是内在因素,政治因素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文化因素在深层次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教育专家、中国教育学家和中国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则是其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凯洛夫教育学中国化的经验启示我们,学习借鉴国外教育理论思想,要杜绝运动式学习,要对引入理论进行系统化深入研究,要把握引入理论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

“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

有论者主张要像新中国教育的早期建设、学习前苏联教育学那样，来开展“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同时宣称，建国以来我凰教育科学“汲取的是前苏联教育科学的糟粕——凯洛夫教育学”，它应该并已经被“抛弃”。 这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和科学根据？值得认真研究。课程教学论当前面临这个现实重大课题。 这两件事情或两个“运动”不能等量齐观，不可同日而语，很难相提并论。凯洛夫教育学反映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规定性，提供了操作性强的教育实践规范，是现代教育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成果。虽然它本身有局限和缺陷并时过境迁，但具有基本合理性，至今仍有意义。“新课程理念”反映了对现代学校教育局限性的忧虑和改革设想，有一定思想启发性和积极成分。但是它矫枉过正，本质上不符合现代学校教育基本规律，且思想驳杂，含混模糊，缺乏实践操作性，不能指导课程改革。基于理论和实践品格、意义和历史命运的强烈反差，两者在中国的境遇也截然不同：建国初学习凯洛夫教育学过程中虽有缺点，但主要产生了积极正面效应；“新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脱离学校教育实际，并采取“大破大立”的激烈方式，不符合教育改革特点。因而时间或短或长，代价或小或大，人们终究不会完全接受。其理论是非和对实践的消极影响需要严肃反思检讨。

“新概念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

当前,我国新课程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以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为代表,关于知识观、课程改革方向和课程理论基础的学术之争也日渐激烈。正确认识和理解以"新概念课程理念"、"概念重建运动"为代表的新课程理念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关系,既是化解"钟王之争"的关键要素,又是明确我国课程改革方向,建立课程理论的重要途径。

凯洛夫教育学的引进对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影响

历史地考察建国初期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学习、引进凯洛夫的教育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 ,凯洛夫的教育学强调制度化教育 ,这对稳定我国建国初期学校的教学秩序 ,提高教学质量 ,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理论建设的角度看 ,它对我国教育学科学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 :(1)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教育学发展中的指导地位 ,进一步夯实了我国教育学科学化的理论基础 ;(2 )促进了我国教育学体系科学化的探索与构建 。

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

近几年来,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被逐渐介绍到我国,日益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随着赞科夫的主要著作《教学与发展》、《和教师的谈话》等书在我国翻译出版,对赞科夫教学论思想的评价、分析正在逐步深入。在评价赞科夫教学论思想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赞科夫教学论思想与凯洛夫教育学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搞清这个关系对于学习、研究赞科夫教学论思想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赞科夫教学论思想。

评凯洛夫教育学

建国初期,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在我国出版,流行甚广。全国师范院校还把它作为必读教材。当时又请苏联专家来华讲授教育学,②所讲内容,基本上与凯洛夫教育学相同。因此,这本书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都有很大影响。由于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学说和毛主席教育思想不够,又缺乏办理社会主义教育经验,以致在学校工作中产生不少错误。从1957年到1958年,毛主席针对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先后提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方针,以及其他教育指示,为我国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全国即掀起教育革命高潮,同时也开展了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论。

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兼评“凯洛夫教育学情结”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教育界就已彻底超越凯洛夫教育学。但我国教育学界某些人至今依然沉醉于"凯洛夫教育学情结"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把凯洛夫教育学捧为现代教育学术的精华,似乎离开了它,中国的教育就注定要失败。本文旨在梳理20世纪20-30年代苏维埃教育学界不同教育势力围绕"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原理的博弈,回顾苏联教育史上几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借以揭示凯洛夫教育学在苏维埃学校教育的发展中究竟充当了怎样一种角色;同时阐明,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捡起"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口号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凯洛夫教育学的终结——凯洛夫的检讨与人文主义的回归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在教育学中的影响进行批判和进行以"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为宗旨的教育改革,苏联教育学发展转向人文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洛夫以自己的"方式"开始检讨他的"没有儿童的教育学",他的这一转变标志着一个"特殊时代"的教育理论——凯洛夫教育学的终结。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视角审视凯洛夫教育学

产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凯洛夫教育学,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视野和教育水平,今天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和教师发展的需要。本文分析凯洛夫教育学中诸多观点与当前教师专业发展理念的背离,提出我们需要立足于教师专业形象的变革重建我国教育学。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理论辐射与实践影响

凯洛夫《教育学》曲折地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教育实践,其独特的学术旨趣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时代印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建国初期的社会历史需要,不仅直接辐射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教育学探索,对当时国人自编《教育学》的理论架构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而且对当时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实践运行和管理制度建构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实际影响。反思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教育经验与教训,对于推动和深化当代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显然不无启发。

我国教育学教材现代化历程之研究

我国教育学教材现代化历程之研究杭州大学教育系周谷平王剑中国教育学教材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当复杂、又极其漫长的历史进程。它既是中西文化教育全面碰撞、相互激荡的产物，也是伴随着师范教育的制度化而开始起步的。梳理我国教育学教材近百年的沿革概况，考察影响其现代化...

论1958年-1960年教育革命中凯洛夫《教育学》之沉沦

曾经风靡中国一时的凯洛夫《教育学》在1958年-1960年教育革命中遭受沉沦之命运,与其带有深重传统教育学烙印有关,同时也是“左”倾思想在教育界的泛滥和时人对教育理论缺乏自我意识的照搬之惩罚以及教育学中国化之要求的结果。其影响是深远的,从中我们也能得到一些经验与教训。

中国教育学七十年

一、前 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历了70年，人生70年，被称为“古稀之年”，但在4000年文化史发展的过程中，70载只是“一瞬间”。虽然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段短暂的过程，但对中华民族所产生的冲击和洗涤，却超过以前所有历史时期。在这70年间，我们却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是70年以前所未出现过的东西。以前只是幻想中的东西，逐渐都成为现实。以前只是一种理想，现在都成为事实。自然的奥秘，以前没有被揭露，现在都成为人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多少年来月球被视为是嫦娥居住的地方，有多少诗篇是在歌颂明月，幻想嫦娥，现在人类竟然能登上月球。“千里眼”、“顺风耳”，只在幻想的小说中出现，现在利用高倍数望远镜，竟然能看到上百亿光年以外的类星体。地球的东西两端，可以直接面谈。这些都比“千里眼”和“顺风耳”高过多少亿倍！世界在翻天复地的变化。

“凯洛夫访华”的历史、关注的教育问题及影响

20世纪50年代,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曾率团访问我国,期间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讲演,与我国教育工作者一起探讨教育问题。他的谈话、演讲、撰写的文章涉及当时中苏两国教育界共同关心的话题。比如,改进和提高教育质量,怎样认识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如何认识儿童教育和课堂教学,怎样看待教师的职业,等等。凯洛夫对这些问题的介绍和阐释,在展示苏联教育发展新进展的同时,也阐述了他本人的教育思想。他的访问与其主编的《教育学》一起,影响了我国教育界,影响了我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后续发展。

关于教育学研究如何做出新贡献的几个问题

一开展教育学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掌握这门科学的发展趋向,并根据这种趋向来确定自己的研究任务和研究内容,这样才能尽快地找出不足处,改变落后状况,在新的起点上,迎头赶上。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是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教育学也不例外。

王焕勋先生的教育研究活动与新中国教育学科的建设——访谈王焕勋先生的弟子劳凯声教授

王焕勋先生是新中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学者,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在我国引进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培养新一代教育学者、厘清马克思教育思想等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劳凯声教授是王焕勋先生的弟子,更是我国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法学与教育政策学的资深学者。在本访谈中,劳凯声教授对王焕勋先生的生平、教育教学与研究活动、教育思想与学术精神等进行了介绍,并对我国教育学科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观点。

凯洛夫教育思想对语文教育的负面影响

凯洛夫《教育学》虽然早成为教育学历史上的陈迹,但它的负面影响仍然十分深远,在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课程观、知识观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远的不良影响,应彻底清除,才能促进语文教育改革。

合理的继承 可贵的发展——凯洛夫和赞科夫教学思想的异同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对凯洛夫与赞科夫的教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他们的联系与区别。从中看出赞科夫教学思想有那些新的发展,这些东西有那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这对我们的教学改革和教育理论建设都是有意义的。

1949～1957年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研究三十年评述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一波三折的命运，启示我们思考：一个外域理论为何在中国教育界有如此戏剧般的经历？近三十年来的相关成果从多角度研究了1949年到1957年，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的历史，也总结了这段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有研究者指出凯洛夫教育学理论贫乏，是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也有论者指出，凯洛夫教育学是斯大林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教育学，并不是苏联真正主流的教育学。但是，凯洛夫教育学提供的简便操作的教学程序，能够使教师的教学效率提高的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不能只看到了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而忽视理论本身的合规律性。关于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以及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