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意义而战——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意义观

凯瑟琳·贝尔西是英国著名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意义观是其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尔西的意义观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她运用索绪尔的差异性原理批评表现论和摹仿论,认为语言不是透明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表达作者的意图或反映客观现实。以此为基础,贝尔西接受能指物质化的观点,把意义的范围从语言扩展到符号,强调符号(包括文学作品)有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内涵意义不是自然和永恒的,而是由意识形态或话语决定,意识形态的转变导致对文学作品内涵意义的阐释也相应发生变化。由此,贝尔西的意义观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凯瑟琳.贝尔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英国文学和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学界和普通读者。在早期作品中,她积极汲取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理论,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摹仿论和表现论,驳斥了古典现实主义,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

凯瑟琳·贝尔西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学趣味论考辨

文学趣味论作为西方文学发展史的文化动因之一,总是服膺于"寓教于乐"和"文以载道"的经世哲学。阅读趣味造就当下英国文学市场的繁荣现状,与之形成反讽的则是英国学界对此问题的集体失语。凯瑟琳·贝尔西以文学趣味论的文化唯物论视角,联系当下英国文学界的种种不良现象,在梳理"被忽视的趣味传统"的基础上考察文学趣味和阅读品的深层动因,在"作为文化史的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展望趣味问题的突围道路。本文聚焦贝尔西的理论新作《批评的前景》,考辨其文学趣味论的观念体系,反思学院派文学批评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