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的决策角色剖析

在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的决策过程中,时任首相田中义一是表面上最主要的决策者,但日本军方中的极右激进分子、政友会以及森恪等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在每次出兵中各方所扮演的角色多有变化,其中既有矛盾勾结,也有重心的转换。将田中义一视作日本三次出兵山东最主要的决策角色似有不妥,最主要决策角色为政友会、森恪以及日本军方,政友会、森恪在前两次出兵山东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深入剖析日本三次出兵山东的决策角色,有助于在深刻把握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以及日本政治力量变迁等的基础上,更为清晰地认识日本军国主义总体战的本质。

《申报》与1927年日本出兵山东

1927年日本借口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侵略山东。在日本出兵山东过程中,《申报》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对日本出兵山东这一侵略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揭露。文章试图报道日本出兵山东,到关注政府对日出兵态度,动员社会各界反日救国,最后揭露日本军事侵略野心等方面,展现《申报》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所起到的舆论宣传作用。

二次北伐期间日本出兵山东的决策、行动与目的

1928年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期间,日本两次出兵山东,在中国领土上引发与北伐军的战争,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略,并非“自卫战争”。为转嫁开战罪责,日军残杀蔡公时。日本出兵目的并非“护侨”,亦非“抢立军功”,而是为实现一系列侵华目标:既含有阻挠北伐军与安国军在京津开战,引发北伐军武力统一东北的局面,从而实现“分离满蒙”的首要目标,也包含促使蒋介石不能实际控制华北,从而分治中国的战略目标,还包含报复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推行“革命外交”之北伐军的情感宣泄,甚至暗含恢复一战后日本在青岛、济南及胶济铁道沿线驻军等特权的野心。

应付的外交——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南北政府的应对

北伐期间,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本文主要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外交档案《日本出兵山东》,梳理了中国南北政府尤其是既有研究中被忽略的北京政府的应对措施。中国南北政府在事件处理上的差异,反映了南北政府权势的消长及外交策略上的差异。

试论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

北伐时期日本田中内阁对华采取了以解决满蒙问题为重心的双重政策，即一方面通过对张作霖工作，使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通过继续支持蒋介石政权，使中国关内追随日本。为确保满蒙问题解决，田中还决定在对张作霖工作完成之前，迟滞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关内的统一，北伐时期日本三度出兵山东阻止蒋军北上原因也在于此。田中扶植张作霖分离满蒙的政策，由于日本内部意见分歧并终因皇姑屯事件化为泡影；而其三度出兵山东，则促使蒋介石进一步走上流日亲英美的道路。

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李家振济南惨案是１９２８年５日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一起严重国际犯罪，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日军在济南对我国军民的突袭和大规模屠杀始于五月三日，故又称为“五三惨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决不是一次孤立的侵略行动和偶发暴行，而...

济南事件后英国的应对与中国的困境

济南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这其中既有面对中日军事实力差距巨大的无奈,也有集中完成北伐大业暂避其锋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与国际环境不利获取外部援助艰难有关。济南事件背后隐含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华盛顿会议后远东关系的演变及各国对华政策的调适息息相关。事件发生后,英国对日本的军事侵略行为采取一种表面严守中立,实则同情、容忍与偏袒的态度,并多次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要其出面调解中日冲突的请求。英国政府的态度,无疑与这一时期其奉行的对华、对日政策密不可分。一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在远东的崛起,英国的对华关系日益受到对日关系的束缚,为维护在华利益,英国对日长期奉行合作政策。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实行了著名的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对华侵略,但实质上,1928年济南事件中英国的态度已有类似体现,九一八事变后的绥靖政策不过是对日合作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一不利的国际环境,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或多或少起了某种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