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厂税开征中的利益纠葛与税制转型困境

晚清时期,本土机器制造业出现后,机制品税制被提上议程。受厘金、子口税的制约,清政府在推行出厂税过程中表现得患得患失;日、英等列强为一己之私屡次阻挠,又使出厂税的征收增添了变数。名义上,出厂税业已开征,实际并未切实执行,各种减免税政策执行也较为混乱。中外之间、央地之间的利益纠葛,使出厂税的税制定位十分模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进口关税的延伸税种。由此,也使得晚清税制转型面临着更大困境,难以形成适应现代产业的税制体系。

清末华洋货物出厂税的筹议和征收

货物出厂税在清末开始筹议和征收,但具体征办情况较为复杂。甲午之前,晚清政府即开始对国内洋务企业征收这种出厂税,税率为5%。《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获得在华开设工厂的权利,晚清政府为谋抵制,筹议也对在华外企征收出厂税,并且华洋一律,税率均提高至10%,但没有成功,实际税率仍按5%执行。出厂税征收的曲折过程表明,我国近代税制备受列强操纵,带有典型的半殖民地特征。

从机器货物税到统税:裁厘改税与近代中国出厂税的演变

“裁厘改税”是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重要议题。当下学术界多重视对“裁厘”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改税”的问题。事实上,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政府为了提升对间接消费税的征收效率,一直尝试推行出厂税取代厘金。然而,从晚清试推行“机器货物税”开始,经过北洋时期的“出厂税”,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统税”,“裁厘改统”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它的成功既得益于机器工业在近代的发展,也与出厂税中稽征和退税制度的日益完善密切相关,并夹杂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体现出近代中国“裁厘改税”政策的延续和变化。

重税之下无发展

当政府不懂得用减税来刺激经济的意义时,定然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越不发达,越加税;越加税经济越落后,税收越少;税收越少越要加税。

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记八十八年前的一次争论

一、开篇 裁厘加税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项迁延时日的交涉,从最初提出到最后结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本文介绍的八十八年前的这一段争议,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中一个很小的片断。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从中可以看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这一场争议,出现在1902年10月间上海英商团体──伦敦中国协会上海分会的一次讨论马凯条约是否应该批准的特别会议上。争论的焦点就是裁厘加税问题。会上出现了尖锐对立的意见:一方为条约百般辩护,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批准;一方则坚决反对,要求彻底修改或推到重来。双方都有一个头面人物作为他们的代表,势均力敌。

南京国民政府三次“裁厘”述评

(一)厘金的弊端及裁厘问题的由来 厘金制始于1853年秋,最初它只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采取的一种临时性质的筹饷措施,但后来被推行全国,成为地方政府的大宗财税来源。其范围包括除常关税、子口税、复进口税、沿岸贸易出口税等以外的所有国内通过税性质的税捐。

近代中国裁厘改税的两种路径及其现实启示

裁厘改税是近代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中国的裁厘一直存在两条路径:一条是用通过税替代厘金,主要采取统捐、特种消费税等形式,这些改良的税种往往沦为厘金的变种而失败;另一条则是用出厂税取代厘金。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关税自主的实现、中央政令的统一、税制设计的完善,近代中国初步实现了商品税制的现代化,最后完成了裁厘改税。两条裁厘路径的不同结局,也为我国的财税改革带来了启示:税收征纳关系上,征收水平应兼顾国家治理需求与纳税人负担能力,注重涵养税源;央地财政关系上,应进一步明晰税收管理权,做好财力性转移支付的规范设计;未来的税收立法上,应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中成药价格虚高的实证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高价中成药生产成本和零售价的关系,了解高价中成药的价格虚高程度,为制定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提供依据。方法:利用实地调研的方法,调查所选药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利用成本会计学理论和方法计算其生产成本;利用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对生产成本和零售价等值进行统计比较,计算成本和零售价合理的比例关系。结果:调研的93种高价中成药品种中,仅6种药品的理论零售价和实际零售价比较接近,其余87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虚高。结论:中成药品种价格虚高的问题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建议制定中成药零售价或日用量零售价上限,达到合理定价、抑制药价虚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