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施联通、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增加值的互动效应——基于“一带一路”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且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设施联通对“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影响将越来越显著。在科学构建设施联通、技术创新和出口增加值理论分析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和OECD-ICIO投入产出表测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设施联通通过降低企业国际分工成本,增强了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正向溢出效应,同时通过抑制上游企业技术垄断势力,激发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市场竞争效应。此外,基于异质性分析发现,“一带一路”设施联通更能促进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海运联通对企业出口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中低技术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设施联通对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

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变对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增加值视角,本文以OECD-TiV A数据库2000—2018年67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经济体之间数字贸易规则的缔结对ICT产品的出口增加值提升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随着对规则承诺水平的提高不断强化。相较于其他条款,“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类条款的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ICT服务部门,ICT设备部门对提升产品出口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相较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参与签订的数字贸易规则对提升ICT产品出口增加值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知识生产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42个国家(地区)35个部门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结合WWZ方法对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分解,实证探究了知识生产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知识生产显著促进了出口增加值,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在知识生产提升出口增加值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生产显著促进被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但对出口返销国内增加值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同时,知识生产对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以及中间产品转运第三方国家增加值均呈现显著拉动效果。知识生产对出口增加值的溢出效应在不同学科之间、不同种类行业之间存在异质性,材料、生化遗传学科知识生产的溢出效应相对其余学科较强。门槛效应结果显示,知识生产在不同类型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中存在先增后减的非线性门槛特征,应防止过度的知识产权产生“创新悖论”现象,并加快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测度与结构分解: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法

制造业是碳排放最为密集的行业之一,其出口对碳排放举足轻重。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业如何摆脱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碳锁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基于2007—2019年可比价格连续时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全球63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测度,对比分析中国与三大制造业生产网络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运用结构分解方法分析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大幅下降,转型升级成果初步显现,但仍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产业升级带动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受限于增加值率下降、生产技术的排放边际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隐含碳降幅逐年减少。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将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纳入监测指标,坚持优化制造业出口结构,大力发展低排放高附加值制造业产品出口,实现制造业单位价值增值的环境成本最小化。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国别比较

本文运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Global Multi Regional Input Output,GMRIO)对全球各经济体的出口增加值隐含碳进行测度。运用结构分解方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测度碳排放强度、增加值率、生产技术变动、出口结构变动、出口规模变动对各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的贡献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出口规模变动和碳减排技术进步使得指标整体出现了下降,发展中国家(地区)低碳技术水平较低,对这些国家(地区)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下降的贡献度较低;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是我国出口增加值隐含碳下降的主要动因。

减排目标约束、进口中间投入替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识别减排目标不同的地区与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十一五”环保规划对微观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十一五”环保规划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所处省份政策管制越严格、行业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其出口DVAR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排目标的制定促使企业转向“清洁生产”,政策引致的成本效应使得贸易企业增加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从而导致企业出口DVAR下降。此外,该环保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和地区监管力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外资企业、大企业以及监管严格地区企业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更大。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内涵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出口增加值视角

作为重要的中间品,服务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基于出口增加值视角,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并考察了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1)尽管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内涵服务总额处于增长态势,但占比在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下降,且大大低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要素投入服务化趋势还没有充分显现;(2)内涵服务占比上升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高,且主要是通过内涵本国服务发挥作用;(3)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中间产品内涵服务和来源于OECD国家的内涵服务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内涵服务占比较低是"中国制造"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加快国内服务业改革开放和高端服务"引进来",为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生产性服务进口、服务化与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基于WIOD及相关数据库公布的数据,探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以及制造业服务化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发挥着关键影响;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越有助于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的发挥;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进口水平相对差距越小,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影响也越明显。进一步分析显示,在一定的服务化水平下,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和数量边际的增长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中国应当重视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正向效应,明确制造业服务化和进口增长来源差别所形成的关键作用,从制造业服务化战略推进、产业发展与进口贸易协调、服务进口贸易战略调整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进口作用的发挥。

贸易增加值分解新框架下出口增加值的测算与影响分析

总值贸易统计对贸易失衡的夸大,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不平衡”贸易关系的恐慌,构建合理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十分必要。采用WIOD数据库的ICIO表,基于GDP核算思路,提出分解出口增加值的不同方法,避免了从出口中剥离重复计算部门可能存在的计算误差,更符合现实统计需求。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比重下降,但同时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攀升缓慢。主要是由于传统部门依赖严重,服务业出口附加值高,但比重小,高技术制造业等部门未能有效实现高附加值突破。因此,在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道路上,应进一步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依托,改善贸易便利条件,发挥高技术行业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培育高附加值产业。

中国仅仅是制造大国吗——基于出口增加值测算角度

文章从出口增加值测算角度,对1995-2011年中国出口中的制造和服务含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服务出口总值基本赶上甚至一度超越了制造出口总值,中国同样也是"服务大国",其中由制造业间接出口的服务含量超过了由服务业直接出口的服务含量;(2)中国服务出口的国内增值能力弱于制造出口,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德国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是中国出口价值的主要外部来源地,中国本土的制造和服务在全球化分工中需要实现自我提升;(3)中国产品在主要进口市场所占份额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相比国际服务市场,中国产品在国际制造市场上拥有更大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文章的研究为制造和服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数据支撑。

中国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利用2002、2007和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这3个年份中国八大区域出口增加值进行测算,揭示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和经济贡献率格局,并探讨了格局演变的趋势特征和主要原因。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在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率指标上都存在东中西部的梯度差异;2002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快速增长,在全国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14.6%增长到2010年的23.2%,改变了其分布格局;在区域政策和要素成本变化的共同作用下,中部与西南地区在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加快,而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在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增速放缓,推动了分布格局的演变。最后为区域出口增加值的提质增效提出了几点建议。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规模功能借用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系统考察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U形特征,即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初期,较高的城市间交易成本倾向于抑制企业出口增加值;进入成熟阶段以后,企业通过嵌入城市群网络,在规模借用效应和功能借用效应下,偏向于提高出口增加值。本文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大约有四分之一城市群已经进入拐点的右侧。进一步研究发现,规模借用效应和功能借用效应仅仅是在小城市企业与大城市的互动中显著,且功能借用效应大于规模借用效应。由此,本文提出突破城市间的行政区划界线,将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治理的基本空间单元,加强中心城市的集聚能力,发挥中心城市对小城市企业的辐射作用,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增加值——基于我国-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本文从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两方面建立分析框架,探究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出口增加值效应的调节机制,并利用2007-2014年欧盟发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名录等国家(地区)和企业层面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FGLS)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OFDI对出口增加值有正向作用,随着我国与东道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正向作用逐渐减小;OFDI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出口增加值;不同投资动机的OFDI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渠道以及我国与东道国(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提出并验证了东道国与母国的产业结构差异调节OFDI的出口增加值效应的机制框架,实证分析有效处理了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为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经验证据支持,对强化OFDI顶层设计和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省域出口增加值的核算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

以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对30个省区市的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分析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省域出口增加值对全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划分出资源消耗型、技术引领型、服务业促进型和出口起步型4类区域,前3类区域通过出口增加值分别提升了全国GDP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比例;从出口增加值对本地产业结构的影响来看,欠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普遍有利于推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发达地区出口增加值提升了资源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地区GDP中的比例,但阻碍了服务业比例的提升,出口增加值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最后提出促进和改善出口增加值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以中、印、日为例

通过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引入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方法,运用SDA方法分解了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利用WIOD提供的数据测算了中国、印度和日本三国出口增加值的规模和影响因素的大小。结果发现:对三国出口增加值影响最大的是出口规模,其它因素影响不大,甚至是负作用。这表明无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出口规模是出口收入的前提和保障,各国应加强在生产领域中的合作,避免贸易限制措施的采用。

金砖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比较研究

本文将KWW法扩展,从产业角度提出出口增加值核算方法。分解量化金砖国家装备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比较其在全球产业间的流动。不仅得到更真实的贸易利得,还实现了对出口增加值在全球行业间流动的动态分析。结果显示:①2000-2014年,中国该行业出口增加值快速增长,远高于其他国家。2013年后增速回落,出口增加值率先降后升稳定于30%。中国、巴西、俄罗斯出口增加值率为30%左右,印度最低。②从全球流动现状看,金砖国家最终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较高。其中,中国和巴西中间产品贸易有较大增加,深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国的重复统计项和出口返回部分最高。而俄罗斯、印度最终产品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在生产日益"碎片化"背景下,扩展的KWW法对研究出口增加值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竞争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测算结果,对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竞争力进行比较,并探究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竞争力发展不均衡,印度、俄罗斯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竞争力较强,而中国、巴西尚不具备竞争力;人力资本、人均资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制度因素等对金砖国家服务贸易总体出口增加值竞争力呈现显著促进作用;分行业视角,劳动密集型服务出口增加值竞争力主要受到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中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影响显著,而人均资本、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制度因素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竞争力促进作用明显。

设施联通、中间品进口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基于“一带一路”的经验证据

本文阐述了设施联通基于中间品进口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效应和内在传导机理,并结合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设施联通降低了中间品进口贸易成本,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提升;设施联通通过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生影响;从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设施联通对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产品增加值促进作用更强,航空联通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公路、铁路以及水运联通。

我国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出口增加值更能有效衡量一国的真实出口水平。通过梳理目前对出口增加值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引入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方法,运用SDA方法分解了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因素。利用WIOD提供的数据测算中国出口增加值的规模和各因素影响作用的大小,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增加值明显小于出口规模,对中国出口增加值影响最大的是出口规模,部门增加值率、国内产业关联、国内、进口产业关联、进口产业关联、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的影响不大,甚至是负作用。另外中间产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最终产品出口的作用。我国应增加多边和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提高行业增加值率是扩大出口增加值的关键,对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进口要慎重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