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优势理论与我国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

出口贸易增长有两种方式，即外延或数量扩张型增长和内涵或质量效益型增长。我国外贸企业的出口贸易应由单纯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从传统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过渡，转变外贸出口的增长方式。一、比较优势与竞...

RCEP背景下中国商品出口增长模式:驱动因素与竞争力剖析

考察2009-2020年RCEP框架下的中国商品出口特征,借助CMS模型分解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构建综合出口竞争力指数并剖析其提升前景。研究显示,中国商品在RCEP域内的出口增长韧性高于域外,产品集中度与市场多样性同步提升;规模需求效应对出口增长的主导作用减弱而供给效应增强,竞争力对需求调整的滞后性阻碍了出口增长,上述结论在产品域和国别域分解中依然成立;中国在从需求驱动型向竞争力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中暴露出结构优化缓慢、内外部市场联动缺失、供需契合度低下等问题;中国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老五国”以及资本品、中间品的出口竞争力较乐观,能源品和消费品则面临瓶颈。中国应系统研判RCEP税则、培养多元竞争优势等以促进中国商品的高水平“走出去”。

产业集聚与中国出口增长模式研究

中国出口贸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产业集聚水平在持续提升,然而很多出口企业却陷入“内卷化”增长困境。本文基于“最强小镇”的案例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究中国出口增长模式。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与企业出口表现(出口额和出口产品种类),与出口企业绩效(营业收入、利润和工资)均呈现“倒U型”关系;过度专业化集聚加剧了竞争和拥堵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资金流动性和议价能力,拉低了出口价格与产品资本密集度,严重影响了出口企业持续增长和贸易利得;而垂直多样化集聚和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助于破解出口增长困境。本文全面阐释了产业集聚对中国出口增长模式和增长困境的影响,为中国出口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

中国对东北亚木质林产品出口增长模式分析——基于三元边际模型的测算

东北亚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木质林产品出口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木质林产品出口增幅日益减小。文中选取2000-2015年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木质林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利用三元边际模型分析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木质林产品的出口增长模式。结果表明，在2000-2015年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木质林产品的出口增长驱动因素中，出口数量始终是最主要的。为刺激中国对东北亚地区木质林产品出口再增长，应加强国内森林认证体系的发展，坚持林产企业供给侧改革，实现“数量价格双驱动”的出口增长模式。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长模式:多维识别和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9-2016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考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无论是从整体层面、区域层面还是从国别层面来看,产品数量扩张模式始终是考察期内推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主要路径。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价格边际的国别差异要显著高于其扩展边际与数量边际,并且国别层面下产品种类增加模式与产品价格增长模式的边际贡献主要发生在2008年以前。进口国的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可变贸易成本与固定贸易成本等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模式的重要因素,其中,核心解释变量相对贸易优势指数与双边贸易综合互补性系数显著影响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模式,并且这种影响关系在各国间与各区域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中美对CPTPP商品出口增长模式比较——基于CMS模型的驱动因素分解

文章比较了2009~2020年中、美对CPTPP成员的商品出口特征,利用修正的CMS模型分析了阶段性出口驱动因素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中美对CPTPP成员的商品出口增势逆转,中国比美国出口市场分布更广泛且产品集中度较高;需求效应是引致中美出口波动的首要因素,供给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的正向贡献和对外部需求疲弱的矫正作用均强于美国;中国出口增长模式由“需求规模驱动型”逐渐转变为多成员多产品的“竞争力驱动型”,美国则受制于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市场依赖;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对需求调整的动态契合度在CPTPP生效后有所减弱。中国需适应出口动力转换、整合出口增长要素、提升亚太贸易合作话语权等以推进CPTPP谈判。

农民工就业问题:“民工荒”与“返乡潮”——一个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视角

2004年到2007年下半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时至2008年,却变成了"返乡潮",文章认为,是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导致了这一结果,是依靠要素市场扭曲、低要素成本吸引外资,依赖低价格保持市场竞争力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必然出现的困境。突破这种格局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国内市场一体化,加快产业升级,加快该地区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型等。

单要素贸易条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影响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的单要素贸易条件,是一类综合衡量技术进步、出口价格相对变动的贸易条件指数。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不仅包括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传统要素,还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单要素贸易条件和出口考虑进来,以考察亚洲新兴经济体单要素贸易条件与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单要素贸易条件没有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相反推动了大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单要素贸易条件没有对这些经济体GDP增长产生较大的破坏作用。

中国工资引领型经济增长分析——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困境论起

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国际国内约束,扩大内需是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干预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下,提高作为劳动者收入主要组成部分的工资水平是当务之急,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启动国内需求,同时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快速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

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要求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呼声很高。文章认为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国的出口增长模式上。因此,本文提出应结合运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来构建我国新的出口增长模式,并就如何在比较优势中形成竞争优势,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

从人民币升值看我国贸易顺差的解决之道

出口的持续增长导致了我国贸易顺差急剧扩大,也造成我国与欧美等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温。人民币升值被当成抑制我国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扩大的一种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人们所预期的效果。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不能缩小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并就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真正原因展开思考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汇率变化对出口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以中国制造业出口为例

基于Hummel和Klenow（2005）分解方法,利用2000~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对43个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数据,采用核密度作图揭示了若干典型事实：广延边际和价格边际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且作用逐渐增加,集约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十分有限。引入汇率因素扩展了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厘清了汇率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出口增长模式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认为,汇率下降即出口国货币升值将对集约边际产生负效应,而对广延边际的影响无法确定。基于理论框架并考虑汇率及其滞后因素和波动性,考察了不同贸易成本对各贸易边际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主要作用于集约边际,汇率滞后项则显著影响广延边际;汇率波动性显示出某种相反作用：一方面抑制集约边际,另一方面却促进广延边际。进一步探索汇率对中国不同贸易方式的影响发现,人民币升值促使加工贸易出口份额上升而其他贸易方式出口份额下降。这些结论的政策内涵将有助于调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化解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风险。

制约纺织业的瓶颈

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跃居为世界纺织大国之列。去年纺织出口创汇达355.48亿美元,其中服装比重为68％,居全球第一。 论质量,我国吨纤维制品的创汇水平为8700美元,仅相当于意大利的40％,换句话说,就是低档产品仍占较大比重,属于数量型出口增长模式。 这就是,我们一方面大量出口中低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