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附加值率的产业特征及其演进路径分析——基于核密度函数分解技术

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应用核密度估计及其分解技术,本文分析了中国加入WTO之后,各产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分布及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中国各产业出口附加值率经历了先快速下降、再适度反弹,而后趋于平稳的演进路径;但三大产业的出口附加值率在演进方向、力度、强度和时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三大产业出口附加值率动态演进的首要原因在于均值效应,其次为残差效应,效果最小的是方差效应。因而,促进出口附加值率增加既要推进各产业的整体发展,又要兼顾不同产业的个体特征。

对外直接投资提升出口附加值的实证分析

用出口附加值代替出口额分析出口水平逐渐成为主流,而比较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附加值效应,有利于更好认识出口附加值指标的应用价值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选用OECDWTO的TiVA数据库中60个国家跨国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出口额与出口附加值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样本国家的出口额、出口附加值效应,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流向的出口附加值效应。研究表明,出口额指标高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附加值效应大于外商投资;发展中国家跨国直接投资的双向流动对出口附加值的提升效果均优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与中国出口附加值——基于本土关联的视角

在外资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条件下,外资进入对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本土关联的视角出发,研究外资进入的行为特征差异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发现市场导向型外资有利于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改善,同时,外资进入价值链的上游环节,有助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率的提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市场导向型外资及进入价值链上游环节的外资,能带动更大程度的本地配套和本土关联,且该效应在机电部门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外资进入对国内本土关联的拉动集中体现在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配套需求及中间品供给。着眼于中国出口附加值水平的提升,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外资开放领域,提升外资结构,优化外资布局。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我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由最低工资所代表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我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我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这说明,我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如何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

本文基于1996~2016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HS96-6位数编码下文化贸易产品的数据,构建文化贸易出口二元边际和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变量,实证分析发现集约边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在短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长期内的扩展边际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核心文化产品类型的样本中,二者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差异仍显著存在。产品价格、关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差异等均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具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二元边际通过直接效应及出口质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来影响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且出口质量作为中介变量还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基于此,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出口二元边际,进而发挥其对文化产品出口附加值增长的促进效应,对文化贸易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企业出口附加值提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基于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启示,文章通过采用商品价格信息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全面系统考察了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企业出口附加值所反映的双循环机制关系。研究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出口附加值提升,工业品部门的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出口附加值提升影响更大,工业投入品的国内市场一体化所产生的效果最为突出。国内市场一体化对营商环境较好地区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附加值提升效果更加明显。研究意味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后疫情时代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重要战略选择,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形成以全国市场一体化为基础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可以作为中国企业提升出口附加值促进国际循环的重要途径。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能否赋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受到广泛关注。文章构造了一种衡量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新指标,利用WIOD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及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通过数理分析与实证检验,从效率提升与安全保障的视角探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出口DVAR,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机制检验证实,企业数字化通过生产率提振效应与供应链本土化效应提升企业出口DVAR。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的出口DVAR提升作用对于非加工贸易企业、本土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所在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企业更为显著。从数字化细分维度看,国内数字要素投入、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产品生产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出口DVAR,而国外数字要素投入则具有抑制作用。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我国出口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如何利用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来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值得关注。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阐述并检验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呈现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初期,在成本效应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而随着政策效应的延续,环境规制政策可以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改善能源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又会呈现明显的正外部性。为此,国家层面,政府应把握好环境规制强度,加强环境规制政策的顶层设计;行业层面,政府应依据行业特点制定差异化政策,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在环境规制中的作用;企业层面,企业应积极利用环境规制政策的正外部性,融入全球绿色技术创新网络。

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进口关税如何影响广东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及Tra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库的匹配,详尽探究了进口关税提升对广东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进口关税提升显著提升了广东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该促进作用对纯加工贸易企业、非国有企业作用更显著;进一步进行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测度指标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与此同时,也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对进口关税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渠道路径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口关税通过企业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品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及CEPII-BACI,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发创新行为对广州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具有较高研发创新程度的企业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广州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研发创新对广州企业出口DVAR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为促进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应加快推进进口政策由出口导向向创新导向升级。

僵尸企业对出口边际和出口附加值的影响--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

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发现,僵尸企业较少受到融资约束,得到了更多政府补贴,有助于提高出口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相比较,其更多促进了出口集约边际的增长;僵尸企业不利于出口国内附加值和出口国外附加值的提高,相比较,其更不利于出口国外附加值的提高,该结果不因僵尸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和所属行业而改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和集体僵尸企业、大型僵尸企业、资本密集型僵尸企业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的提高作用分别高于民营僵尸企业、中小僵尸企业、劳动密集型僵尸企业;民营僵尸企业、中小僵尸企业、劳动密集型僵尸企业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和出口国外附加值的降低作用分别高于国有和集体僵尸企业、大型僵尸企业、资本密集型僵尸企业。据此,需积极稳妥处置民营僵尸企业、中小僵尸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僵尸企业。

服务贸易开放与出口附加值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逐步进入追求质量的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降低服务贸易壁垒,适度开放服务业,鼓励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是实现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必由途径。服务业开放,不仅改善服务质量,也提高下游制造业生产率,并能够改善国际收支结构。最后,通过"直接替代效应"和"隐含贸易效应",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开放能够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附加值的经验测算

该文从技术领域分布、出口目标市场分布、贸易方式和企业类型分布等视角考察了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出口状况,并且利用海关数据测算了2000-2012年上海高新技术行业的出口增(附)加值。结果发现:在上海,一方面,电子技术、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出口附加值偏低;另一方面,出口附加值较高的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明显偏低。该文还发现,上海高新技术各细分行业出口附加值的差异主要是由国内生产要素投入在各生产环节实现的价值增值差异引起的。该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人们了解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内部各细分行业附加值的差异情况,从而可以为制定提升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出口附加值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WIOD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等匹配数据,主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我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对我国出口品中的国内附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但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上看,这一影响并不显著。FDI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有利于提高出口品中来自本行业的国内附加值,然而也可能造成我国日益严重地嵌入在低附加值环节,导致我国出口品中来自上游行业的国内附加值下降,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是造成全球价值链嵌入机制下FDI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从分行业性质看,知识和技术密集行业、劳动力密集型行业FDI对出口国内附加值存在正向影响,但影响路径存在差异。

服务业开放、创新驱动与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通过构建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理论框架,解释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中国奇迹”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即期效应为负、但制造业企业能够通过创新能力提升动态调节DVAR的理论命题。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对上述发现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核心的理论假说,进一步的工具变量估计、准自然实验等较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的因果识别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研究也发现,动态调节效应主要集中在相对低端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上以及一般贸易企业上。在扩展分析中将投入产出关联与技术距离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后发现,越依赖服务投入的制造行业以及离技术前沿越近的制造行业中的企业,其服务业开放的创新动态效应越明显,对低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相对越大。

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与比较优势:基于跨国样本的研究

本文利用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出口国内附加值和GVC显示性比较优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和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倒U型关系;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出口国内附加值、GVC显示性比较优势呈U型关系。引入国家组别交互项后,在促进国内附加值出口和提升比较优势方面,全球价值链对参与率较高、处于价值链下游的发达国家的影响要强于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参与率较低、处于价值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高于同水平的发达国家。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表明,GVC参与率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应积极融入价值链生产,并且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这将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获取较高的出口本国附加值收益和实现贸易竞争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