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贵溪崖墓出土乐器探论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县(今贵溪风景区)于1979年出土了一批战国早期的墓葬,经考证确定为古“干越”遗属。墓葬中出土了三件乐器,它们具有典型的古越族符号表征,同时又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存在一定共性。通过对贵溪崖墓出土乐器与相关古籍、文献的二元印证,试图考证贵溪崖墓出土乐器的种类及属性。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古干越族群的族属特质,探究战国时期该族群的音乐状况,进一步阐释外部因素和内在观照对古干越族音乐型态的影响。

三星堆出土乐器研究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是一处早期蜀文化古遗址群,在七十余年的发掘历史中,先后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出土的具有音乐声学性能的器物,与战国时期蜀乐器和商代乐器之间有相似之处,并表现出蜀音乐文化自身的特征。通过考证与分析研究,这些器物的乐器功能浮出水面。

出土乐器测音研究的几个问题

钟磬的敲击点、击奏工具,埙的吹奏指法等,均可影响乐器的发音,是测音工作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钟磬类乐器可以研究其律制倾向,但需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吹管乐器的演奏受到较多人为控制和影响,其律制研究恐不可行。考古学的原始发掘记录,是乐器测音工作的基础,而乐器测音有时也能够解决铭文释读、编次和组合等考古学问题。文物修复技术,为各地发现残断编磬的重新测音带来了希望。

殷墟出土乐器的分类及相关问题探讨

对考古出土的乐器进行分类整理研究是乐器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八音"为分类标准,对殷墟出土的乐器进行分类整理,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发现,殷墟出土的乐器虽然种类较少、门类尚不够齐全、制作材料也不够丰富,但依然能够使我们从中窥见商代乐器发展的基本概貌。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至迟在商代晚期,后世所见的许多乐器在商代都已出现,可谓"八音"齐备。其中,青铜材质类乐器编铙的出现和在商代音乐实践领域的广泛应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为后世中国青铜编钟类乐器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原地区史前出土乐器的文化特征

在河南各地以及陕西、山西等省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史前乐器实物 ,作为珍贵的原始音乐文化的物化形态 ,不仅标志着史前音乐文化重大的艺术成就 ,而且以其音乐艺术创造的多样性、音乐实践的连续性和音乐文化的先进性等诸方面的文化特征 。

“有比较才能鉴别”——李纯一著《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史学方法探微

文章主要从史学研究方法入手,对李纯一先生著作中比较史学方法的运用进行分析。其著作中比较方法运用的具体形式主要有:历史现象比较、出土乐器与文献记载比较、列表比较、绘图比较、出土乐器间比较等几种形式。

从郑国祭祀遗址出土乐器组合看《郑风》“其细已甚”问题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出使鲁国请观周乐,对所观《风》、《雅》、《颂》乐章作出一一评论,这段乐论对各国的乐褒贬明确,独对《郑》的评价却美中带贬,其中深意耐人寻味。本文在梳理前贤之说的基础上,结合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乐器的独特组合方式这一现象,认为郑乐与同时期其他地区音乐相比而言,高音繁密,旋律节奏更为清越急促,历代有关季札所言“美哉,其细”的学术公案当即此意,而季札的郑乐亡国论应与春秋中晚期原始乐论的萌芽以及礼乐思想的深化有关。

随县古墓出土乐器

1978年5月,我们因收集金文资料来到湖北省随县,正值县城西北约三公里的擂鼓墩在发掘一座大墓。我们到了现场,只见墓葬规模庞大,墓的墩板虽已揭开,但椁室仍然浸泡在水中,九具用红黑漆彩绘的陪葬小棺已从水中打捞上来,东室是一具浮在水面的镶青铜的大型主棺,中室也已有两层编钟露出水面。我们立刻感觉到此墓的重要性,但因另有任务在身,未及看到全貌就匆匆地离开了。应湖北省博物馆之邀。

陶寺出土乐器与中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为文明时代的起点确立了一个终极标准。不过，学术界对野蛮和文明社会的分界线却有着不同的解释，诸如城市、铜器、文字等等都被指为构成初期国家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文明时代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发展水平的概括，有一些文明因素起源很早.

从出土乐器看我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近年来有很大进展,先后发掘了许多新的文化遗址和珍贵历史文物。这些文化遗址和历史文物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某些原貌,填补了古代史书记载不详,或者没有记载的空白,并给我们研究古代音乐文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原商代墓葬出土乐器综述

对中原商代墓葬出土乐器进行音乐考古学的分区、分期研究，必须利用相对完整的墓葬资料，这不仅便于我们抽象出本地区商代丧葬仪式中用乐制度的整体特征，同时也可为商代乐器的总体研究提供一定的参照，揭示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面貌。

试论李纯一先生的学术精神——以《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为例

李纯一,中国音乐考古学家、音乐史学家。一生学术成就卓越,著作颇丰。《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是纯一先生的一部代表性著作。从这部鸿篇巨制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纯一先生治学严谨、虚怀若谷以及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学术精神,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述《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的方法论

《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一书为李纯一先生所著,该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类型学、音乐声学、音韵学、乐器学等,反映出纯一先生高度的学术素养和广博的知识体系,堪称音乐考古学科古乐器学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杰出著作.

五弦筑研究──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研究之一

五弦筑研究──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研究之一项阳，杨应 ，宋少华１９９３年２月至７月，长沙市文管会办公室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共同主持在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望城坡古坟院发掘一座西汉早期长沙王室墓葬，因墓中出土的封泥匣上铃印有＂长沙后府＂四字，故专家推证该...

长江流域出土商周乐器分区研究

长江流域出土的商周乐器,分属于西南、南方和东南三个音乐文化区。西南音乐文化区出土乐器属于古蜀音乐文化,南方和东南音乐文化区出土乐器主要属于古越族和楚这两个民族集团的音乐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三个音乐文化区的乐器不但在区内和区间相互交流、影响和渗透,而且与中原音乐文化发生交互作用。

从出土乐器探索商代音乐文化的交流、演变与发展

本文采用音乐学、考古学、古人类学和历史学并重的方法 ,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遗址出土商代乐器的对比研究 ,探索商代音乐、特别是商代乐器的交流、演变和发展轨迹。认为商代音乐的发展得益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王畿”内外文化的交流 ,晚商音乐呈现出跳跃式的进化 ,并为周代音乐的繁荣做好了准备。依据出土乐器的主要制作材料和器类 ,将论述重点放在石制乐器磬、金属制乐器编庸。

公元前500年的古筝——贵溪崖墓出土乐器考

1979年,江西贵溪县仙水岩墓群的M2、M3墓中发掘出两件乐器(图一、四)。发掘报告称之为“琴”或“十三弦术琴”在展出中标称为“十三弦术琴”。

五弦筝初研──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研究

五弦筝初研──西汉长沙王后墓出土乐器研究项阳，宋少华，杨应鱣，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其初制是为何种形制，是学者们尚在探讨的问题之一。据史籍记载，筝的形制在先秦乃至汉时有较大的变化，有的似筑，有的似瑟，亦有似琴之说。对筝的起源，则有蒙恬造筝说，后夔制筝说...

关于出土古乐器实测音响的记谱问题

出土古代乐器音响高度测定结果的记录及发表,以往都是用五线谱这一形式来记述它的相对高度,另以振动数或用音程值来记述它的绝对高度的。当然,从这些手段来看,已可以表达和反映这些乐器的实际音响状况了,本是无可非议的。但鉴于存在着我国古时三分损益十二律不同于一般五度相生律这一特点,如何定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