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剧移植剧目伴奏音乐的特点分析——以《昭君出塞》为例

闽剧形成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闽剧也不断发挥出新的艺术光芒。大量新编剧目不断涌现的同时,也通过移植京剧、昆曲等其他剧种的经典剧目,在丰富闽剧剧目的同时,也优化了闽剧表演程式、唱腔、念白和伴奏音乐。《昭君出塞》作为京剧的传统经典剧目,同时声腔又是以昆腔为主,通过对京剧和闽剧版本《昭君出塞》进行对比分析,探索在进行移植剧目改编时如何既能全面展示“原剧目”的思想性艺术性等内在精髓,又要充分体现“现剧种”的声腔、音乐等外在特点。

浅析舞剧《昭君出塞》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

舞剧是一门以舞蹈为主体的综合性艺术。舞剧不仅讲述故事,更要深入挖掘人物心理、刻画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才能够更好地传达故事情节。由此,在舞蹈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中,人物角色的塑造是极其重要的。本文以舞剧《昭君出塞》为例,浅析舞剧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表现方式,研究其在舞剧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体现方式和重要性。

“昭君出塞”中南匈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实践

“昭君出塞”是汉匈共同参与的一次和亲。与传统汉族历史表述相对,南匈奴的活动、动机与心态勾勒出这段历史的另一图景。南匈奴的行为实践表现为统治者主动遵循汉朝礼仪、借用汉朝治理模式、加强双方经济联系、给予王昭君尊崇地位,背后暗含着其对汉朝的认知与心态。与和亲互为表里的社会整合实质涵盖了统治阶级的整合、族群心理的变化、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文化结晶的凝结。从南匈奴的视角复现“昭君出塞”和南匈奴融入中华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及意涵。

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昭君出塞及王昭君墓葬的若干问题辨析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自西汉始“昭君”之名屡见于文献、文学作品等,其重要性也引起后人关注。随着昭君出塞事件的广为流传,王昭君墓遗址的出现时间、墓葬地望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就有十余座昭君墓,其中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城南王昭君墓,目前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之一,其形制特征和地理位置均与文献史料记载一致,故应是史料记载的王昭君埋葬之地。弘扬昭君文化,阐释好昭君出塞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对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声乐作品《昭君出塞》赏析

《昭君出塞》是我国经典的民族声乐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常用于声乐表演和声乐教学。该歌曲源自中国的历史故事,对传统戏剧与曲艺元素进行了运用。对其进行演唱时,需要歌唱者用自身的艺术感悟展现曲目的内涵与结构,并注入丰富的情感,演唱抒情优美的旋律。本文从创作背景、曲式结构、歌词、演唱技巧等几方面对《昭君出塞》进行了分析研究。

浅析情境教学法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以王昌龄的诗歌《出塞》为例

情境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广泛地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帮助教师有效开展教学,促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获取知识。情境教学法运用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可以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动、提升学生想象力、理解力,一般具有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特点。因此,教师在对小学生进行古诗词教学时,可根据诗歌要表现的情景与意境,恰当地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产生共情,以达到学懂诗歌、领会诗意的目的。显而易见,将情境教学法应用到古诗词教学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格式塔意象再造视角下的《蝶恋花·出塞》英译

诗歌的成功翻译关键在于格式塔意象的成功再造。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认为诗歌翻译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心理实现与语言实现。本文在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基础上对纳兰性德的代表作之一《蝶恋花·出塞》进行英译对比分析,选择龚景浩与宇文所安的英译本,分析二者在格式塔意象再造上的不同表现,从而得出结论:恰当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对诗歌翻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林干认为是经秦直道北上的。近年来,山西地区的部分学者认为昭君出塞所走路线为途经山西地区的通塞中路。从历史资料来看,秦直道仍然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因为这条道路最便捷、最安全;呼韩邪单于在迎娶昭君之前,就沿着这条道路往返于汉朝与匈奴之间。秦汉时期,秦直道得到了很好的维护,秦皇、汉武都曾走过这条路线。在昭君出塞之时,秦直道的通行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昭君出塞自然不会选择其他路线。昭君出塞没有经过秦直道的理由尚不充分。

声乐作品《昭君出塞》表演艺术的再创造

声乐是以人声作为乐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唱技巧和艺术手段,表现出词曲作者的思想感情,给予听众以美的艺术享受。在声乐表演艺术的创作中,演唱者必须尊重词曲作者,以人声为载体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

王昭君深明大义,胸怀君国大局,置个人祸福于度外,请缨远嫁匈奴,其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其业绩赢得安边息民,致汉匈间长期和平亲善,更具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昭君与呼韩邪由长安至单于庭的路线,当东渡黄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线,经蹄窟岭至杀虎口出塞,是蹄窟岭、红沙岩口实属很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

如何更好地诠释民族声乐作品《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是王志信创作的民族声乐作品中的一首。此曲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大量采用戏曲、曲艺音乐曲调,在演唱过程中,对歌曲内容、结构和风格的把握或是对声腔和情感的处理等方面,都要求歌唱者有很高的领悟能力和演唱技巧,如此才能更好地演绎这首作品。

《前后出塞录》选注

清人龚之钥的《前后出塞录》,是一部流传很少的地理著作,成书于乾隆元年。道光间张穆撰《蒙古游牧记》,曾征引此书十余则。光绪十七年王锡祺自《蒙古游牧记》中辑出十则,做《后出塞录》一卷,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以下简称《补编》)第二帙,即《中国丛书综录》之所著录者,此外,未见其它书目著录。清末大藏书家徐乃昌藏有原刊本,今藏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龚之钥,宇米帆,钱塘(今属浙江杭州)人。约生当康、雍、韩三世。因为《后出塞录》有“风雪龙城一杯酒,何须五十始知非”诗句可证。诗作于雍正五十年至乾隆元年之间,上推之,则之钥当生于康熙二十几年。

盛唐边塞之梦的破灭——杜甫《后出塞》意蕴解析

投身边塞,建功立业,是盛唐很多诗人的梦想,很多诗人都有过边塞之行,写过英气勃发、激情四射的诗句,由此催生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绝响——边塞诗派。而盛唐伟大诗人杜甫却是个例外,他的《后出塞五首》以深刻冷峻的笔调,刻画了一个热血青年从主动应募到逃离边塞的故事,揭示了盛唐人边塞之梦从高涨、跌落到幻灭的悲剧历程。文章对组诗《后出塞》作了详细深入解析。

昭君出塞非联姻式“和亲”考论

历来人们常说的中国古代的和亲,一般都是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政治联姻。对于汉代的昭君出塞,人们一直以来也都是将其作为一次联姻式和亲来看待的。然而,分析历史上的此类和亲,可看出它具备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作为和亲方的女性,一般都是与帝王有血缘关系的女子,二是史书记载这类和亲时,多用"嫁""妻""婚"等字样,表明一次婚姻关系的缔结。而昭君出塞并不具备这些特征,那只是汉皇的一次赏赐,昭君只是汉皇赐予匈奴单于的礼物之一。有人将昭君出塞看作联姻式和亲,是认为她对汉匈间的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就两国关系的实际效用而言的。但真正说来,昭君在这方面的作用实被后人夸大。汉匈之间在她之后的长时期和平,主因并不在她,而在于匈奴实力衰落,无力与汉王朝对抗,另外也在于汉朝曾给予呼韩邪单于以极大援助,呼韩邪单于及其子孙感恩汉朝,不愿轻启战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昭君出塞都不是人们常说的联姻式和亲。

元青花《昭君出塞》罐艺术特征与主题思想研究

"昭君出塞"故事源于汉代,绵延流传,元青花《昭君出塞》罐表现的即为"昭君出塞"故事题材。元青花《昭君出塞》罐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同时,亦具有丰富而深邃的主题思想内涵。

西汉不同时期汉匈和亲的性质及昭君出塞的独特价值

汉匈和亲是西汉王朝外交事务中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期、中期、后期、末期。不同时期的和亲之策因形势变化和执政者思想观念的不同而性质有别:西汉初期的汉匈和亲,带有较为鲜明的异族压迫性质;西汉中期,因汉匈双方执政者坚持错误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而终致和亲失败;西汉末期,王莽推行的和亲之策具有明显的民族歧视色彩,汉匈关系逐步恶化,教训是深刻的;唯有西汉后期的昭君出塞,真正体现了民族平等外交的性质,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极富价值的重大外交成果。

千古爱情吟唱——试从《昭君出塞》看中国民族声乐的演唱

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中,我们要强调唱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金铁霖教授认为,民族声乐的个性,突出表现在它的风格和韵味上,要求学生科学方法要掌握,民族个性不能丢。要从感情、声乐、语言、风格、乐感、韵味等诸多方面下功夫,真正把民族的精髓继承下来掌握到家。在这方面上,

声乐作品《昭君出塞》的演唱诠释与处理

本文主要以声乐作品《昭君出塞》的演唱诠释与处理为重点进行阐述,从歌曲第一部分的演唱处理、第二部分的演唱处理、《昭君出塞》第三部分的演唱诠释这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其目的在于加强声乐作品《昭君出塞》的演唱诠释与处理力度。

两度出塞的不同心态在岑参边塞诗中的体现

岑参边塞诗不但呈现了雄奇壮丽的塞外风光,而且反映了诗人追求仕宦的心理历程。岑参的仕宦之路由隐居、献书到两度出塞,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初次出塞由于盲目性,其诗歌主要体现了诗人的离愁与苦闷,而其雄奇壮丽的边塞诗风则形成于岑参再度出塞时期,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豪情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