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尤侗在明清之际的出处抉择与出处观念的嬗变

本文着眼于尤侗在明清之际和康熙十七年诏徵博学鸿儒科时的出处抉择,并对其中原因进行分析,相应地,尤侗的出处观念也由易代时期强调道德气节转变为社会常态时期符合人生志向的一种生命状态。

杜甫“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臣”、“仙”解读——兼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出处之念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谈及李白时用了"自称臣是酒中仙"之语,一般认为"臣"为人称指代词,"仙"是对李白神韵的展现,此实为一种解读上的偏误,阻碍了对作者创作心理的探究。杜甫所用的"臣"和"仙"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来阐释,其中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出"与"处"之间挣扎与徘徊的矛盾心理。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