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大认知革命与出版学科建设

当下的出版学科与出版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或导源于对三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出版学本体与跨学科的关系的认知偏差。要建设好出版学科、推动出版产业革命,就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三组关系。首先,认识来源于实践,事实需要在理论的贯通下,才显现意义和价值,科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建构的基础是实践;其次,当前的出版研究重现实、轻历史,而一切关于出版的价值判断都源自出版史,因此要下力气做好出版史研究;最后,就学科本体而言,出版学本质上属于综合性学科,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滋养,就属性而言,没有学科不是应用学科,也没有学科只是应用学科,这不应成为出版学人自我设限的思想根源。认知革命尤其是自我认知革命,是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认知前提。

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2019年度数字出版盘点

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以宏观布局和整体转型的角度来思考,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正在重塑和升级: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成为新时代数字出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践行伟大使命担当的根本制度保障;规划调控以主题出版、精品出版、融合出版为主要抓手,财政调控以中央文化企业国资预算和地方文产资金为主体构成,税收调控以高新技术批复和研发费加计扣除为重要内容。以微观布局和深度融合的视角来检阅,数字出版市场调节体系正在优化和完善:数字出版产值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国有数字出版企业的营收和利润规模化程度提高;产业链环节进一步完善,产品建设更加丰富,技术应用趋于成熟,营销渠道体系日臻完备;新闻出版智库运行重要性凸显,人才评价机制在实践中深化,自下而上的出版学科一级学科设置、单独的数字出版二级学科学术建议稿已正式上报主管部门,数字出版的学术话语权、实务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市场规制之要。以全面审视和重点把握的思维来审视,亟需落实落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国人民支援武汉、共同抗疫之际,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民众科学理性有效防控疫情,创新公益数字出版模式,提供全方位、高品质、公益性的数字知识资源服务,是数字出版共同体责任与担当的主要体现和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