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传记图书出版活动的社会史分析

传记图书出版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相关,反映了具体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中读者的信息与心理需求。本文基于民国时期我国出版的传记类图书统计数据,以传主信息为研究对象,勾勒出民国时期我国传记图书出版的统计学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视角解析传记图书出版活动的深层动因,最终透析人物传记图书出版及阅读活动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复杂互动关系。

现代戏剧家传记出版策略分析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戏剧家传记的出版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勾勒出其从早期以研究机构为主导的传记出版,到中期以出版社为主导的主体转变,再到新世纪以来在转型中逐渐趋于冷寂的发展脉络。这其中,有图书发展变迁的时代因素使然,也有出版社作者队伍构建不充分、选题开发缺少规划以及开拓创新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本文认为,以戏剧家传记内容打造和作者队伍构建为基础,以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助力产品线建设,以融合发展为抓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或许不失为新时代戏剧家传记类图书出版的有效路径。

探寻百年商务奠基人--由《中国出版家·夏瑞芳》说起

《中国出版家·夏瑞芳》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的出版传记。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凝聚了前辈同事和作者的大量心血,编辑从本书作者、前辈同事以及传主本人身上看到了诸多优秀出版人的专业品格。夏瑞芳虽为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但并广不为大众所知。本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从出版专业的角度,从大量难得的史料出发,深入发掘夏瑞芳出版人生,且笔墨精彩的传记作品。

融真实性 典型性 可读性于一体——以《中国出版家·章锡琛》一书为例

要打造出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借鉴价值、审美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出版家传记作品,不论是作者的写作,还是编辑人员的审改,都必须在内容的真实性、典型性和语言文字的可读性三方面多下工夫.

浅谈音乐家传记出版——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吴蛮、梁雷传记为例

音乐家传记是一种广受音乐学者和音乐爱好者欢迎的文学形式,是对音乐家生平、创作、表演、理念等方面的记录、诠释和表达。文章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吴蛮、梁雷两位当代著名音乐家传记为例,对音乐家传记出版的有关方面进行浅析。

心长路远——胡适的传记写作与出版流变

本文从出版传播学视角来探讨胡适的传记写作与出版。胡适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提出了'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这一关于传记文学的著名论断。作为传主的胡适被不断地书写,经历了扬—抑—扬的变化历程,也是一条由学术上'论胡'到政治上'批胡''丑化胡'而重返学术'研胡''赞胡'的曲折之路。胡适从被贬抑、批判到逐渐被肯定、褒扬,是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结果;到了改革开放后,胡适才有可能成为学术研究与出版、阅读的对象;胡适研究与传记写作出版的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开明化的程度。

传记出版与社会变迁: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研究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传记则是人的历史;传记在展现人的历史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各种具体文化现象。传记古老而又时新。在西方,传记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文体品种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新传记。我国传记上承古代《史记》的史传传统,到了20世纪初,由梁启超、胡适等倡导,从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开创了我国新的传记。随着时代的发展,传记逐渐走出了与史学的分野,真正独立于文学之林。这一非虚构文体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90年代之后,出现了繁荣与勃兴。传记已经成为一个自成格局、具有特殊性的文学乃至文化与出版现象。传记作品从著者创作到以图书形态呈现出来并在受众中广布,出版这一环节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可以说,离开出版就没有传记;而在当代出版实践中,传记蓬勃发展,传记作品已成为图书出版物中一个重要的集群与类别,在图书市场中展现出坚挺的身影。传记的蓬勃发展呼唤着出版理论研究。传记出版也因应着时代与社会。本研究从出版传播学、出版与社会关系等角度,试图解决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我国1949年以来传记出版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二、传记出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三、传记出版与社会、时代的关系,等等。本研究利用了相关书目数据,借鉴了出版双效理论、书史理论、媒介空间理论以及社会变迁理论等,运用了跨学科研究法、定量与定性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还进行了相关访谈与观察等。本研究系统地梳理了我国1949年以来六十多年传记出版的数量变化、发展阶段等概况,分析了几十年间媒介空间的流变、传记出版的时代背景与影响因素以及相关政策规定等,以传记这一类出版物作为一个侧面,来展现当代中国出版发展的流变。同时,重点探讨并展现了传记出版与社会、时代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即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传记,一个时期的传记出版也能深刻地反映出时代氛围与现象。通过研究可以看出,传记出版体现出了社会的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时期,传记题材与传主是从普通工人、农民、士兵等群体中涌现的先进人物与英雄这样"完全新型的人物",凸显的是时代新人登上历史舞台,是政治形势主导下的"红色"出版、"红色"阅读潮流下的英雄叙事。十年特殊时期,前期的"去英雄化",即所写的人物为当代时下的普通群体中涌现出的体现努力工作、积极奉献、不怕牺牲为价值导向的先进典型、积极分子,主要表现出人物的奉献、牺牲等精神是在毛主席的思想精神影响教育下形成的,即表达一种忠心,其指向的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后期的"去当代化",即历史人物传记唱主调,传记作品主要写的是秦始皇以及李斯、曹操、王安石等具有改革家、法家气质的人物以及农民起义的首领等,虽话说历史,但意指当下。新时期以来传记出版开始复苏与振兴,不断突破了政治人物题材的禁区,将帅、文学艺术家、人文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改革风云人物、财经人物、明星主持人乃至普通人等各类人物你方歌罢我登场,多音齐奏、多元共生,反映出时代的开放与进步,社会从非正常到逐步走向正常,从封闭、保守、僵化到逐步走向开放、包容、自信与进步;社会由政治偶像、生产偶像向消费偶像转变,表现出我国社会由政治主导、阶级斗争为主到以生产者为中心再转向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变迁;明星图书的消费,反映出社会全面迈入自我意识觉醒高涨、强调自我价值的时代,社会大众逐渐摆脱了传统的保守心理,人性得以解放与张扬;平民传记及个人史的书写,由名人而凡人、由精英而大众,反映出"以人为本,关注心灵"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充分展现了各个阶段传记发展的特征以及传记出版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本研究拓展了出版学研究、传记研究的空间领域,丰富了有关研究成果,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思路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