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GB/T 1.1修订的内容变化及出版审查要素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于2020年3月31日发布、2020年10月1日实施。本文介绍了GB/T 1.1—2020历次版本发布情况;GB/T 1.1—2020的主要变化;并从要素编写、要素表述、附录、图、表及格式编排等方面介绍了GB/T 1.1—2020和GB/T 1.1—2009的变化,总结了标准化文件出版审查的注意事项,以期提高标准的出版质量。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初探——从行政法角度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经历了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教育部三个时期。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法律、规章、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三个层级。通过规定审查具体程序和步骤、明确教科图书范围、增加审定授权法律规定等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行政法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和审定行为具有不同法律性质,其中审定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律特征,但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时期,审定行为存在授权法律规定不足的问题。

一战期间英国出版审查与联合报业战事报道

一战爆发后,英国通过立法实行新闻管制,由军方和新闻局实施出版审查制度,军方对记者采访前线战事进行严格限制。诺斯克利夫的联合报业以各种办法报道实际战况,揭露“炮弹危机”、征兵制度落后和加里波利战役失败,批评自由党政府组织战时工作不力,质疑陆军大臣基钦纳的战争领导能力,最终导致首相阿斯奎斯下台。劳合·乔治上台后提高了政府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改变了英国在战争中的被动状态。联合报业在战时坚持新闻独立,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责,是英国取得战争胜利的因素之一。

日本战时出版审查与战地文学中的南京大屠杀——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为中心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以亲身采访经历,创作出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活着的士兵》这部写实主义战地文学作品。但在军国主义思想控制下的日本,一切揭露侵略战争罪恶的言论都必将受到当时日本国内严格的舆论管控制度之弹压。石川达三也因此被送上了法庭。但对石川达三来说,揭露南京大屠杀只是其写实主义创作手法使然,他在思想上仍未达到对军国主义言论统治进行批判的境界。思想上的局限性使得石川达三最终为军国主义者所利用。虚心坦诚地反省侵略罪行,对日本政府的言论统治进行批判,是石川达三留给今天日本学者的历史责任。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水陆地图出版审查与编绘指导

国民政府开展水陆地图出版审查工作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1930年起,针对清末民初以来国内出现的地图出版类多繁杂、抄袭陈编、不加审察翻印外国地图造成以讹传讹、国疆界域任意出入等问题,国民政府在海军部提出审查海图的呈请下,进一步扩大到所有水陆地图的审查,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建立专门地图审查机构,明晰地图审查内容、标准和要求,开创我国地图审查和出版许可制先河。在加强地图出版审查过程当中,国民政府对地图的编绘进行指导,提升我国地图编绘的质量水平。

南京国民政府南海疆域地图编绘规范与出版审查

南京国民政府开展南海疆域地图编绘规范具有历史性、制度性和现实性。为解决地图出版繁杂、抄袭陈编、国疆界域任意出入等问题,1930年起,国民政府建立起规范的水陆地图审查制度并成立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等机构,有效开展水陆地图审查工作。面对南海局势变化和南海疆域危机,在国家主权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依据水陆地图审查相关制度,国民政府先后两次统一开展南海标准化命名和地图编绘规范工作,并以此为标准,依例开展出版审查。国民政府南海疆域地图编绘规范与出版审查,在提升南海地图编绘质量、增强国民南海主权意识、维护南海国家主权利益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近代中国出版审查制度对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

出版审查制度在国家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运用布迪厄文化生产理论中的三个基本概念研究中国不同时期对国外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情况。时间阶段分别为清朝末年维新变法时期、民国查禁文学时期和现代的文学作品翻译审查制度。通过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国家实行迥然不同的出版审查制度,这使得译者在其影响下,形成自己的翻译习性,对应选择不同风格的文学翻译文本,并获得了不菲的文化资本。

浅析美国出版言论审查的特点

分析美国出版的言论审查史,总结其出版言论审查的特点:1)其审查多通过立法实施,并由法院定谳,但美国各法院并非立国之初便支持出版言论自由,期间多有反复;2)美国各行政机关极少赤裸裸地干涉出版言论活动,但善于利用民意压制出版言论自由;3)美国战时的出版言论审查明显严于和平时期。

斯图亚特王朝晚期英国出版审查制度的变革

斯图亚特王朝晚期,英国出版审查制度出现重大转变,虽然政府监管存在,但开始呈现逐步放松的趋势。1695年《出版审查法》废止,并非出于言论自由的考虑,而是因为旧的审查制度已经不合时宜。1695—1712年政府出版审查法空位,为新闻报刊勃兴提供了机遇。1712年政府出台《印花税法》,标志着政府新闻审查制度由政治压制转向经济调控。斯图亚特王朝晚期出版审查制度的变革,为18世纪后期英国新闻自由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空间。

出版审查与英国版权制度的诞生

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初的200年间,英国现代印刷业、出版审查制度与印刷出版特权三位一体,同时经历了产生、演变与发展的历程,从而为现代版权法的制定作了观念、法理与制度上的充分准备。英国版权制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文化与出版管制(regulation)向财产权(property)转变的过程。其间,书商公司发展了现代版权的基本制度如登记等,孕育了书商特权,成为现代版权的前身。财产权意识成了现代版权制度诞生的必要条件,版权制度作为出版审查的工具,表明了其固有的限制性;而言论自由思潮的流行则结束了出版审查,成为现代版权得以诞生的最终推动力。

朱光潜《诗论》手稿本述略——兼论抗战时期文艺作品的出版

1943年,朱光潜《诗论》一书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这是《诗论》的初版本,也被称为“抗战版”。《诗论》自此从高校讲义过渡为正式出版物,并逐步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诗论》原稿正是朱光潜为这次出版及审查所递交的手稿本,其中保留了朱光潜本人所做的至少一百五十处的细节修改,呈现出作者创作及修改过程中的取舍、调整及思考,暗示着作品生产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是意义丰富的“前文本”。同时,手稿上还留有当时审查者、出版方等多人的审查或批示意见,结合该书出版的其他档案材料可以看出,《诗论》的出版并非一次孤立的文学事件,而是战时一系列官方文艺宣传及审查政策的实践产物。

中山大学民俗出版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民俗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提出,始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但是,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学科名称中脱颖而出,则是取决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周刊的巨大影响,中山大学因此成为中国民俗学的主要发源地。大学出版审查制度如同双刃剑,制约和规范着民俗学会的出版,而出版审查与反审查则更像是一出斗智斗勇的智力游戏。1927年至1943年间,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倡导者们在极其艰苦的物质和人事条件下先后印行了多种刊物和丛书,他们为理想而奔波,凭热情而工作,为经费而斗争,因人事而夭折,折射出20世纪早期中国大学学术出版业的诸多艰辛和困惑。

1930年代审查制度和文学价值的建立

1930年代的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文学生产,以"合法"的形式建立起对作家的专制控制,这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审查范围。国民党的审查制度,是正式审查的一个例子,是出版前审查和出版后审查的某种混合。1934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似乎并没有改变1930年代中国文学场内部主要权力关系。与其它地区的审查和压制比起来,国民党文学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尊重文学场的法则。

《唐璜》之影射与反抗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异常严密,《唐璜》的出版面临巨大的困境。然而,当时的女性创作十分繁荣,大量女性作家的作品获得出版。本文通过分析《唐璜》中的尹内兹离婚案、唐璜与有夫之妇朱丽亚的艳遇,指出拜伦不仅借此影射尹内兹的原型拜伦夫人安娜贝拉以及"蓝袜子女性",并以此为噱头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女性作家展开竞争,而且还表达了对政府出版审查制度以及女性阅读与创作的反抗。

英国报界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宣传

19世纪中期,英法两国与沙皇俄国围绕着对近东地区的争夺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报纸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仅配合政府极力煽动民众的反俄情绪,制造对俄战争舆论,《泰晤士报》等报纸还通过战地记者发回的报道将英国军方在组织、管理的混乱和战术上的失当展现在了公众面前,从而对英国政府和军方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不仅提高了报界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也使报界对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得以极大提高。但同时,英国报界对舆论的控制也引起了政府的警惕,从而促成了英国战时出版审查制度的出台。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言论控制机制

本文以日本战时著名的笔祸事件,石川达三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丑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被控"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为例,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研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出版审查方法异同的基础上,阐明了当时日本出版审查制度的特征。虽然从形式上看,日本的出版审查更为"温和",但这种温情主义的做戏实质是日本政府为欺骗民众而设计的奸计。从战前到战中、战后,日本媒体谄媚权威的自主审查、自主限制并未改变。尽管经过了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这种自主规训的天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的言论控制日本。

缅甸媒体:拥有现在,创造未来

对于与我们交流的缅甸同行来说,他们曾经失去了过去,但是,随着民主转型的到来,他们正拥有着自己的现在,也将创造自己的未来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对于缅甸的印象,便是缅甸是中国的亲密邻邦,当年的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奈温共提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以及他们之间曾多次互访。在我少年无知的刻板记忆中,缅甸曾经的政治强人吴奈温。

正视“问题” 创造成绩——论山西根据地新闻出版的成功实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根据地内的新闻出版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但是受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限,根据地内的新闻出版曾经存在过或多或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文宣系统在面对根据地内新闻出版的不利局面时,并没有以客观原因为借口,而是正视"问题",使新闻出版人通过集体努力,克服困难,坚持生产,创造出优良成绩。1949年前,山西根据地的新闻出版领导部门又通过行之有效的出版审查管理办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新闻出版业管理积累了经验。

科幻小说?抑或预警小说?——布尔加科夫的《不祥之蛋》和《狗心》两小说解析

1925年5月8日,高尔基给文学家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很喜欢布尔加科夫,很喜欢,但他没有把小说写完。他没有使用爬行动物向莫斯科进军的情节。想想看,这该是一幅多么有趣的画面啊!"这是高尔基对布尔加科夫在同年2月面世的中篇小说《不祥之蛋》的评价,看来他意犹未尽,但当时远在西欧的高尔基根本不知道国内出版审查的严峻形势,而布尔加科夫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把第一稿中与高尔基所说相符的结尾做了改动。

以自由为名——一战期间英国对美宣传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争取美国对协约国集团的支持,英国对美国采取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针对美国人的自由主义传统,英国宣传者刻意避免暴露宣传活动的官方背景,通过种种宣传活动让美国各界人士相信德国人力图操纵美国舆论、践踏中立国权利、威胁正常的商业活动和航海自由,这些激起了美国各界强烈的反德情绪。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利用自己强大的新闻控制和宣传能力,巧妙地化解了美国人对英国无视中立国权利和航海自由的怀疑和指控,让美国人相信一战是协约国维护人类自由的战争,从而对1 91 7年美国的参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