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空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转向

在空间转向思潮、媒介技术快速迭代和元宇宙概念横空出世的多重影响下,出版实践正发生空间转向,该转向对出版理论和实践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从历史的维度梳理和解构出版空间实践,认为技术促进了出版生产的空间优化,网络拓展了出版关系的空间延伸,以及平台实现了出版权力的空间赋权。出版活动的空间转向对于出版的影响是全局性的,它将推动出版理论创新和实践革新。

试析网络编辑出版的数字化、整体化与大众化

21世纪互联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支柱。期刊、图书旧有的传播形式逐渐为新兴的网络传播媒介所取代。由此而产生的编辑出版网络数字化、整体化、个人化、大众化、出版权力等问题,使期刊、图书编辑出版业面临着重大变革,也成为编辑、出版、传播学急待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

网络出版制度中的自媒体管理难题

自媒体的本质是去媒介化,自媒体融合了传统媒体时代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性。万物互联将发展为万物直联、人人直联。去媒介、去许可的人与多人、人与物的直接联系将成为现实。互联网出版和传播技术的质变,将导致出版模式和体制的巨变,并由此改变传统体制下的出版权力关系。自然人(公民)是自媒体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自媒体以人为主体的表达模式,可能导致出版单位在自媒体出版的缺席,影响传统出版管理模式对自媒体网络出版的管理基础和着力点,使以单位为基础的网络出版管理体制面临管理困境。网络出版制度的核心是出版权力关系。自媒体的管理,既要管平台、管内容,又要管主体,而且归根到底最终要落实到作为责任主体的自媒体主(自然人)的头上。当前自媒体乱象的主要原因是把本来属于公民权利范畴、具有人身性质的自媒体放任为网络公共媒体,把公民的个人行为和公共媒体企业的经营行为混为一谈。

季羡林评论丁玲的文章为何不受欢迎?

季羡林1934年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评论丁玲的《夜会》,否认丁玲的思想转变,认为丁玲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女性。此文发表后,引起文坛诸多不满,在《文学季刊》创刊号重印时,此文被抽稿。季羡林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了掌握出版权力的教训,但事实上,自由的出版环境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