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基于《修正出版法》的分析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新闻界的统制,要求新闻界必须服从政府的内外政策,言论记载要在政府划定的范围内,不得逾越。但是,新闻界的救亡诉求与此相去甚远。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修正出版法》为新闻界立一个新的言论标准和惩戒依据,该法在1935年遭到了新闻界的抵制,显示了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紧张冲突的一面。随着国难进一步加深,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出现了若干积极变化,新闻界在国族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暂时让渡了部分权利,二者的关系得以调适,这为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总之,从《修正出版法》可以烛照1930年代国民政府与新闻界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民国时期《出版法》述评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出版法》是当时整个出版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它在编纂技术上代表了我国近代出版立法的最高水平，内容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其以钳制舆论为宗旨，因而最终被彻底废弃。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出版法》应进行理性地辩证审视：专制传统与多艰时局的叠加为出版自由铸就了双重锁链；民主政治的艰难历程预示着出版自由不可能一蹴而就；奉行专制的《出版法》退出历史舞台属民主化潮流发展的必然。

清末民初出版法的变迁与社会幻想小说的想象空间

"社会幻想小说"于晚清时候出现,是一种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的理想型文学,小说着力于向读者展示作者想象中的人类社会的形态。"社会幻想小说"的出版与传播与清末民初的出版法规密切相关。《大清印刷物专律》与《大清著作权律》一方面规范了文学的出版和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初次制定的不完善性,并不能行之有效的对文学作品进行"钳制"。而民国初期颁布的《出版法》与《著作权法》与晚清时候相比,对书籍出版规定更为细致严苛,不过由于民主政体的存在,再加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保障,使得民国初期的社会幻想小说在想象空间上更为宽广,种类更加多样,对政府的批判更加犀利,因而获得了比晚清时候更大的发展。

1947年《出版法修正草案》颁布后的观点交锋——以《报学杂志》第一次座谈会为中心的考察

近年来，民国新闻法制研究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1947年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的《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对出版法进行修正。《大公报》曾刊文评价其“比旧出版法进步，现代化，民主化。进步是质的，是倾向的”。①但当时社会舆论对《草案》不乏批评声音。黄瑚教授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中写道：“《草案》公布后，包括国民党派系报刊在内的大部分报刊都对此持不同意见，许多报界人士予以批评。”②张仁善教授也撰文指出：“学者、媒介从政治与法律、新闻出版自由与宪政之精神等方面，对修正草案进行批评，并提出一系列修改意见。”

1930年《出版法》评析

1930年《出版法》作为国民党训政体制的产物,贯彻三民主义与训政思想,标榜保障出版自由,确定申办人的资格审查与报刊申办程序,有效管理刊物出版,处罚违法者,以否定形式表述公民权利,兼容党国色彩与国际惯例,处罚有余而保护不足。中国的新闻立法要在时代现实的基础上,严格遵循立法程序,体现保障新闻自由的精神,对新闻传播限制降至最小,保护提到最大。

我国出版法制建设探讨——从百度文库案看我国出版法的缺失

知识产权纠纷案的层出不穷反映了我国在出版法制建设中的不足。本文分析了构建我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现阶段出版法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做了阐述,最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从出版自由谈《出版法》的构建

出版自由是我国宪法加以明确保护的一项基本权利,文章从出版自由的价值入手,分析了西方国家保护出版自由的进程,并提出了构建我国《出版法》的思路。

出版法构建探论

本文阐述了当代出版法的体系 ,加入WTO后的构建等。

中国版权观念的萌芽与早期出版法

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很早就产生了法权思想、法律和法律学家。但是到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左右,在大规模的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出现之前,在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尚未解体,西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尚未输入中国的时候,规模宏大、结构森严的中国封建法系之中,是不存在出版法的,也谈不上具有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与要求。更多的只是封建统治者肆无忌惮地禁书与焚书,书坊书肆主人们随心所欲的翻刻和翻印。在谈到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带来的西方法权思想和出版法雏形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国封建法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近现代报刊视域下1930年《出版法》的传播研究

1930年《出版法》一经颁布,当时的政府公报、机关报、法制报、教育报等迅速刊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中国近现代报刊刊载了大量关于1930年《出版法》的史料,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全文刊载,有的是条文解释,这些新闻报道和条文解释对1930年《出版法》的推广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试论著作权法与民法、工业产权法及出版法的联系与区别

一、我国著作权法与民法的联系与区别(一)著作权法与民法的联系.我国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我国著作权法调整的是作者、传播者、作品使用者及著作权管理者在创作、传播、使用、管理和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其中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不难看出,著作权法律规范是属于民事法律规范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常说,民法是基本部门法,著作权法是亚部门法,它们都是规范民事权利的法律.

“立法”与“统治”:日本对东北沦陷区的舆论统制探析——基于伪满洲国《出版法》的考察

基于伪满洲国《出版法》的考察,探析了日本对东北沦陷区的舆论统治。指出:《出版法》作为伪满洲国治下新闻出版界出台的第一部新闻法,以维护日伪非法统治为目的,在新闻从业人员、新闻内容及相关惩处等方面制定了细密严苛的规章措施,在开启了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的同时也改变了东北地区的新闻格局。通过分析伪满洲国《出版法》,在研究日本控制新闻舆论的同时,为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十四年抗战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图书出版法律政策实务解读

随着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权利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越来越大。出版社作为图书出版活动中的重要主体,要不断强化尊权意识和维权意识。尊权,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享有的版权及邻接权权利;维权,就是在认识到自身及他人权利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本文作者有针对性地就图书出版领域带有普遍性的案例和适用法律做相关解读,有助于出版社走出图书出版活动中常见的一些误区。

澳门修改出版法第一阶段民调启动

澳门新闻局以350多万元委托易研方案（澳门）有限公司收集社会修改《出版法》及《视听广播法》的意见。负责这次调查的机构日前透露，该机构将联同美国斯坦福大学商议民主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及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组成的研究团队共同调查。

无奈的选择:新闻界抵制《出版法》运动新探(1922-1926)

1920年代前中期,因当局利用《出版法》肆意摧残新闻言论,新闻界不得不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发起大规模的抵制运动,呼吁当局废止《出版法》。通过集体抗争这种特殊的沟通形式,新闻界虽然实现了废法的目标,但是受现实条件与政局变动的影响,并未达到维护职业自由的目的。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却促使新闻界对抵制运动进行反思,逐渐打破了新闻界长期以来对新闻法规的固有认知,为再度开启新闻立法提供了条件。从本质来看,新闻界抵制《出版法》的行动并未构成对新闻法制的否定,而是应对现实环境的一种无奈选择。

书报检查、出版法与出版自由——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管窥

本文研究了马克思《普鲁士出版法案》的撰写背景,认为此文是其出版自由观演进之一环。1848年革命后德国废除书报检查,马克思利用法治环境积极倡言,《普鲁士出版法案》一文便是其中代表。新闻人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社会职业,莱茵省的自由风气与师长朋友的引介邀约都促成他拿起笔杆。主编《莱茵报》、《新莱茵报》的马克思务实稳健,明显有别于街头的革命者,这也保证报纸能够赢得市场。《新莱茵报》后马克思仅偶然短时主持过几家工人报刊,究其原因或许是精力转移、流亡身份所限,但绝非办报失败所致。

《出版法》的修正:国家与报界关系之递嬗(1928—1937)

本文以报界对1935、1937年《修正出版法》的不同态度为线索,尝试揭示1928—1937年国家与报界关系之递嬗。此一时期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国家全力干预报界、报界全力抵制国家的问题。训政初期,国家与报界的关系尚处于磨合探索阶段。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家不断强化对报界的规训和干预,报界奋起抵制,二者走向紧张对立的状态。随着国难日亟,报界的民族主义高涨,为了国族利益,暂时压抑了自由主义的诉求,向国家让渡部分权利。同时,国家政策的调整,均使得二者关系转向缓和。更进一步,国家与报界在"国族利益"的认知上渐趋接近,最终形成了团结御侮的局面。由磨合至紧张至缓和再至合作的多次嬗变,显示了这一时期国家与报界关系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写的时评--《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

1849年3月12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向柏林国民议会提出新的出版法案。马克思当月22日和23日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政评论《霍亨索伦王朝的出版法》，中译文全文约6000字，没有署名，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432—440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出版行政法制体系的现状与构建

在回顾了新中国建国后出版行政法制的历程,以及对机构和制度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描述了出版行政法制体系当前的基本格局,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出版法》立法、在主体审查上尝试更大范围的登记制、在内容审查上进一步明晰标准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