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生活史视角下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

红色女性出版人是中国女性与出版互动关系下的新形态,从红色女性出版人生活史研究的可能性、可行性与典型性出发,探讨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的空间与张力,挖掘红色女性出版人在出版史上的痕迹。通过对红色、女性、出版三者的关系互动,强调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的重要价值,建构红色女性出版人研究的新维度,拓展红色出版与女性出版互动的新空间。

出版生活史视阈下的史料研究

出版生活史的提出及发展,既是对“人”的“现实关怀”,也是史学本身发展的理论需求。史料之于出版生活史研究意义尤其重要。出版生活史探讨当以问题为导向,以史料为根基。出版生活史史料从形式、内容、本质几个方面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有效搜集、合理利用相关史料需要进一步开阔视野,模糊边界,明确焦点,同时注重鉴别史料真伪优劣,注重平等对待不同类型史料,谨防断章取义,还需加强对史料的多维审视。

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

生活史是当前社会史、教育史等领域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十分必要且有建设性意义。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主要研究出版人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生活。出版生活史的开掘有利于促进出版史学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呼应国际出版史学潮流,同时也有助于观照当前出版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出版人才、出版文化建设问题。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挖掘史料,同时合理汲取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养分。

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刍议—以上海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为例

以上海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为例,探析出版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发掘以上海为主要空间的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繁荣与不足,揭示中国近现代出版人的精神气质的扩散和影响。出版生活史研究带来的学界沟通、对话平台以及空间融合是广阔的,坚持探索出版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结合,会给出版实践者、出版教育工作者和出版研究者带来更多的学术创新。

中国近现代出版生活史研究述评

"出版生活史"因应出版史研究的"内卷化"趋势而出现,以期为出版史研究带来新面貌。出版生活史是指一切与出版生活有关的历史,其核心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关于出版生活史的研究,主题集中在出版人经济生活和出版人交往生活两个方面,出版人休闲生活方面的文献极为少见。出版生活史研究,应该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避免琐碎化;在研究方式上,应遵循"分场域、分时段、分主题"的原则。

出版生活史视阈中的胡风——以《七月》为中心的考察

胡风主编的《七月》是中国现代期刊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借鉴生活史视角,以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为史料,考察胡风主编《七月》行动轨迹,探寻胡风的日常生活与出版事业的深刻关联,可发现其日常交往对出版具有重要的建构作用。胡风的交往活动理性与情感兼具,构成《七月》发展的持续动力。胡风家书重在交流情感,为战乱中的漂泊生活提供安全感。编读书信往来构建编读互动的在场,二者相互鼓励、理性批评促进期刊编辑、出版及发行活动的开展。以座谈会、茶会、聚餐会为中心的交往活动为《七月》赢得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同时亦提供情感动力。

陆费逵的出版生活史述论

陆费逵于1912年1月1日创办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与中华民国同日诞生。陆费逵先后担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的时间长达30年。在陆费逵的领导下,中华书局成为近代第二大民营出版机构。从出版生活史的视角切入,论述陆费逵的交往生活、经济生活、休闲娱乐生活、情感生活等内容,探求陆费逵的生活史与其出版实践之间存在的耦合效应。

出版学科视阈下出版生活史的实践探索与问题启示

从出版学科发展建设的维度看,在出版生活史的建构书写过程中,一方面业界的实践以及前辈学人的史料搜集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多学科的研究也成为其发展方向。出版生活史的建构书写与出版概念的变迁紧密关联,同时与出版通史的撰写息息相关。我们也应从出版学科建设的维度、系统整体的维度和出版技术的维度来思考出版生活史。

见“微”知“著”:红色出版研究的微观史学探索

在阐明微观史学、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基本特征及范畴的背景下,进一步探寻微观史学可供红色出版领域借鉴探索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实践性。从红色出版研究的既有范式出发,探索微观史学范式下的生活书写给红色出版带来新的启发。红色出版作为革命史与生活史的转喻途径,使思想得以“生活化”,思想与生活“升降”和“协同”互动。微观史学提供的“侧写”角度和“合奏”形式旨在激发红色出版研究的张力与活力,同时呼吁关注传统革命史学范式下的生活性文本和红色出版的生活史研究。

温情和慈爱:张元济致张树源函札解读

大时代里的个体,其生命存在的复杂性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尚未真正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而一些著名个体的精神世界的精细研究亦大多被忽略。这些年或有将生活史的理念、方法引入出版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本文通过张元济致张树源的81通书札中所述及的若干琐事,尝试挖掘作为出版家张元济的个性、思想和感情。张元济、张树源叔侄的信函,不仅是一个著名出版家和一个普通知识人的家庭叙事,也是一部抒写温情、表达慈爱、教育儿女的家史,其中既有传统的孝道,也包含现代的伦理。叔侄二人在信中亦有他们对生命以及世界各种现象所展开的思考,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知识人的生活底色,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文化。对这些书札文献的解读,有助于观照张元济作为一个卓越的出版家生活史的另一个面相。大历史背后总是有着无数的个人史,构成了大历史的丰富肌理。在张元济与其侄子的通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大历史之外,作为一位出版家和普通的知识人,他们是如何凭借个体的努力,不断对话现实,书写着个人的小历史,可谓是一部“信箱里的民间生活史和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