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生性别比三阶段变动的新认识及思考——基于人口数据的统计分析

对我国七次人口普查、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50年至1983年出生性别比的合理期;1984年至2008年出生性别比的失衡期;2008年至2022年出生性别比的回归期。其中,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变动表明,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大幅增高的趋势出现逆转;出生性别比失衡在全国范围内扩散的趋势得到遏制;城市、镇和乡村出生性别比均逐渐下降;二孩和三孩及以上孩次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中国出生性别比的人口结构变动“拐点”已经显现。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

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特征及治理对策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最近两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汇总数据对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8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但云南省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凸显出来,2005年之后一直处于110-113的水平之间,波动变化较小;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失衡的水平与全国相比有所降低,但失衡的程度却在不断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随孩次的增加而升高的特征;另外,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区域差异特别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各州市之间。为了实现优化云南省人口结构以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们提出了一些治理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对策和建议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的修正与评估研究——基于1982—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数据

基于1982—2010年间的四次人口普查、三次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人口留存分析法,重构出我国1982—2005年间各年的单岁组人口数;提出一种自修正迭代算法对0岁组的死亡概率和人口数进行了二次修正;进一步测算出各次调查时点的低龄组（0~5岁）人口漏报率。基于以上结果,对1982—2005的总和生育率（TFR）和出生性别比（SRB）进行了修正。＂五普＂低龄组漏报率最高,合计约10%,女童漏报大于男童漏报;＂四普＂低龄组总漏报率约为8%,＂三普＂约为4%。历年的TFR受漏报影响被低估,2000年以来TFR渐趋平稳并缓慢回升。SRB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处于高位水平,且有缓慢上升的趋势。通过对TFR和SRB估算值的线性拟合,认为2010年＂六普＂时期我国的SRB为118,TFR的下限值为1.595。

对中国人口普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

性别属于人口的自然特征.在自然和生理因素的作用下,出生婴儿的性别结构有两个很重要的属性:一是出生时性别比近于常量;二是出生后的性别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两条近于公理性的自然属性也正在被现代科学技术所否定.因此,虽然自然因素是决定性别构成的基础,但群体性别结构在社会因素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可能是存在的.

基于出生队列的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特征分析

一个国家的人口性别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人口性别比、国际迁移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中国并非移民国家,人口性别比结构主要由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人口性别比共同决定。本文利用各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和预测,构建连续的出生队列并以此数据对我国人口性别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人口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而在我国的生育文化特征下女性人口在低龄组更容易被瞒报,所以统计数据的瞒报、漏报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低龄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但不能把瞒报、漏报认定为性别比偏高的主因。根据生物学一般规律,在同等客观条件下男性的死亡概率在任何年龄均高于女性,总体上同一出生队列的人口从出生到进入婚龄,男性死亡人口规模大于女性,所以婚龄人口性别比在没有国际人口迁移影响的前提下必然要小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低年龄组死亡人口性别比对于婚龄人口性别比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科技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死亡率不断降低,死亡人口性别比不会给婚龄人口性别比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不会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事实。通过对2020年婚龄人口相应出生队列的分析,认为无论采用哪种数据来源和方法计算,持续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必然会导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问题。

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形势与贡献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形势和导致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点对象、重点的流出和流入区域。结果显示：2001~2013年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9.43,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且略高于全国出生性别比,是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需要认真关注的对象。综合治理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重点对象为第二孩的流动人口、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和跨省的流动人口,需重点关注由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为此,提出建立流动人口重点流出区与流入区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协作机制的建议,实现全局治理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

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新论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已经成为国内外人口与社会各界及国际组织关注的热点。如何分析它,认识其对人口与社会问题产生的影响,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著名人口学家马瀛通在掌握国内外大量学术资料与数据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潜心研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分析结论,读后使人耳目一新。本文原以“关于出生性别比与人口性别比的若干问题”为题发表于《中国人口报》1993年5月24日理论版,刊出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应读者要求,并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全文转载此文,转载前,作者对原文又作了若干重要补充和修订,并易文章标题为“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新论”。

基于人口生态视野的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研究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发展的"生态基础",而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是和谐人口生态关系的一个极不和谐的因素。已有的人口学研究一般从全国或区域的范围分析出生性别比问题,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自身的特点。基于人口生态视野分析贵州民族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调的特征、成因和后果。男性偏好在该地区特定的人口生态制约下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社会、性别根源。贵州民族地区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调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提高贵州民族地区妇女社会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河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分因素贡献率

目的分析河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影响因素。方法利用2010年河南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河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和分因素贡献率。结果河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7.77,处于中高度偏高水平。分地理区域贡献率显示,乡村地区出生性别的贡献率为68.47%;随着出生孩次的升高,人口出生性别比也越高,从二孩开始就达到了极度偏高水平,二孩出生性别的分因素贡献率是45.96%。结论河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依然偏高,乡村、较高的出生孩次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因素,急需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出生性别比。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从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及失衡程度入手,对以往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反向影响出生性别比;地区间的农民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并且通过与总和生育率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出生性别比。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研究——兼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

在观察数据基础上,描述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其内在机理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性波动是一个普遍规律,其波动周期与生育间隔相关。正常情况下,周期成分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影响较小并且稳定。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周期成分明显大于其他国家,这与中国强烈的性别偏好有关。周期成分不是影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主要因素,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尊重出生人口性别比周期性波动的客观规律,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拐点"已经出现,在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条件下,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进入下降过程。

1953-201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及地理分布

目的了解不同年代、地域、民族的报告出生性别比情况，为治理我国出生性别偏高的现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不同年代大陆各省区市和各民族的出生性别比，将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同年代的出生性别比作系统聚类分析，并将出生性别比与纬度、海拔、GDP等因素做逐步回归分析。结果1990年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差异，有的地区严重偏高，最高的为海南省和广东省，分别为137．10和131．26，有西藏和新疆的出生性别比一直在正常范围；从二孩开始，出生性别比猛然升高；我国性别比偏高与地理分布有关。结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具有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应该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点地区、人群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达到控制我国出生性比偏高、保证人口均衡发展的目的。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不仅造成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分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的深层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律等方面制定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塑造良好的生育文化和人口文化。

女性就业竞争力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城乡差异分析

经验分析表明,相对于城镇而言,农村拥有更高的出生性别比,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角度解释此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有显著的提高,城镇中男女性别在就业与教育中的差异都存在收敛的现象。但在农村中,男性和女性无论是在就业竞争力还是在劳动收益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与农村男性还是与城镇女性相比农村女性的受教育机会都要少得多,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农村女性与城镇女性的就业竞争力差异,并影响了城乡出生性别比。

人口超百万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差异与综合治理研究

以全国"四普"至"六普"数据为依据,以超百万人口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分析各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发展态势、典型特征及分孩次变化规律。我国人口过百万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地理区域差异大,随孩次递增出生性别比攀升明显,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呈正相关变化。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制定具有民族特色的长效治理机制、提高女性生存能力与社会地位、建立利益导向机制等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