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出罪事由研究

随着刑事合规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为企业出罪寻求刑法意义上的正当性事由成为合规制度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刑事合规出罪的理论基础源于当前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风险社会下的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和法益修复理论。强化刑事合规出罪化的功能,对于规避预防企业面临的刑法风险、优化企业犯罪的防控模式、减少“犯罪标签”的负面影响等方面意义重大。企业承担责任的根源在于企业的管理监督过失和合规建设缺失,因而企业是否实施有效合规计划是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关键因素。应借鉴域外合规出罪的先进经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合规出罪制度。

经济刑法适用中的超规范出罪事由研究

对经济刑法而言,法定的出罪事由难觅,出罪只能更多依赖于超规范的事由。源于不法与责任的实质判断,超规范出罪事由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正当性都不难证成。经济刑法由于保护法益的抽象性、流变性以及定义犯罪要素的模糊性,决定了定罪不能完全根据规范所提供的不法类型判断,传统的归责基础也无法完全适用于对经济犯罪的认定。作为不法和责任类型判断的偏离和例外,经济刑法适用中的超规范出罪事由不但可以弥补法定出罪事由的不足,而且也促进经济刑法本身的完善和发展。超规范出罪事由的运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并不抵牾。对超规范出罪事由的判断不应任由司法人员主观臆断。超规范的违法性出罪事由判断的标准是利益衡量,而超规范的责任出罪事由标准是社会普遍的情理价值和适法期待可能性的缺失。

民法免责事由与刑法出罪事由的互动关系研究

面对无法停止的犯罪化趋势,刑法中法定的出罪事由相对供应不足。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立场,出罪事由具有开放性特征。《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为刑法出罪事由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通过民法与刑法的对话,可以发现,一方面,民法和刑法整体的规范指引方向是一致的,刑法可以从被害人同意、自甘风险、自救行为、赔偿和解等民法中更加丰富的免责事由发现能够适用于刑法的出罪事由,从而充实刑法的出罪资源。另一方面,规制目的的差异以及刑事政策的作用,民法中的免责事由和刑法中出罪事由的判断并不完全等同。民法中的正当防卫与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在防卫限度的判断上存在着差异,形式上可能导致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行为却被民法认定为防卫过当行为的矛盾,但此种矛盾是二者基于不同规制目的形成的,并没有也不会从实质上消解法秩序统一性。

我国经济犯罪司法认定中的出罪事由

经济犯罪司法认定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面,极易出现偏差舛误。究其根源,司法认定中未能对出罪事由予以充分重视是最大渊薮。虽然出罪事由已生动体现并全面渗透到经济刑法和其司法解释中,但其并未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司法工作者应主动打破入罪思维定势,逐步重视并做到兼顾出罪事由,将目光不断往返于入罪与出罪之间,努力实现定罪精准和量刑适当,充分实现个案公平正义,从而不断提升经济犯罪刑事司法公信力。

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出罪事由——基于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双层考量

卧底侦查行为并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侦查行为,其规制涉及到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在卧底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经常实施大量的具备犯罪构成形式要件的涉罪行为,理论界对这些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存在诸多论争,但现有的各种理论只能对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进行一种片面的解读。按照先客观后主观的考察路径,以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基础的双层次评价标准,能够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罪与非罪划定合理的界限。

论受虐妇女事后反击行为出罪事由——以紧急避险二分说为视角

受虐妇女事后反击行为难以通过正当防卫出罪,但由于其符合防御性紧急避险,存在向紧急避险寻求出罪的可能。防御性紧急避险的法理基础是社会连带义务,因此对生命的避险因超出社会连带义务界限而难以阻却不法,但基于责任和不法双重降低的双重罪责降低理论,受虐妇女事后反击行为得以通过责任阻却事由为例外的紧急避险二分说出罪。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根据之省思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是中国经济刑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方面之一。系统构建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既是完善经济刑法基础理论的迫切需要,也是回应司法实践中实现经济犯罪个案司法公平正义的理论指引。因此,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理论为何则成为首当其冲要探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需要是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的现实基础;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作用考量是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的政策基础;出罪理念内在要求的指引作用是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的理论基础;现代经济刑法的机能是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机能基础。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司法适用的体系构建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适用体系是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司法适用的发展走向和实际成效。欲科学适用各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就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司法适用的现实条件,找寻到恰当的出罪路径并厘清其适用范围,进而为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提供条件保障、合理路径和边界控制,最终构建出合理的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体系。

出罪事由的体系性位置比较研究

在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体系下,作为出罪事由的合法辩护的事由处在犯罪构成体系内,属于消极的否定犯罪成立的要件,且合法辩护的事由与法律程序密切相关。在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作为出罪事由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均处在犯罪构成体系内,属于认定犯罪成立必须考量的因素。在我国现在通行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中,期待可能性、认识错误等出罪事由在犯罪构成体系内,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出罪事由则被放置在犯罪构成之外进行讨论。在借鉴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体系和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必要重构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而是应当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出罪事由放置在犯罪客体要件之中。

行政许可作为出罪事由的教义学形塑

行政许可作为刑法上的一种出罪事由,近几年备受争议,其出罪机理论证的正确思路应当是“许可属于‘解禁型’行政许可—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出罪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实践中法院做出的185份判决样本,分析行政许可的出罪机理以及许可的效力对出罪功能的意义,进而实现对刑法条文中“未经许可”的教义学检视。

程序出罪事由的体系化解读

明确程序出罪的界定标准,需要澄清“程序出罪与出罪方式绑定”的误区,并且需要解构与反思“需罚性”标准和“自由裁量权”标准。程序出罪的界定应当结合具体出罪事由进行判断。《刑事诉讼法》第16条作为贯穿刑事诉讼法的出罪条款,既包含了出罪方式,也包含了出罪事由;既包含了实体出罪事由,也包含了程序出罪事由。对程序出罪事由进行体系化解读,可以以《刑事诉讼法》第16条为引,将出罪事由分为“情节判断型”“特定条件型”和“诉讼要件缺失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阶层性的程序出罪事由体系。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厘清程序出罪与实体出罪的界限,对实践中出罪方式的错用纠偏,为程序出罪理论研究作铺垫。

“告知—同意”规则的刑法定位与功能阐释——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出罪解释为中心

“告知—同意”是在各国个人信息立法中得到广泛适用的基本规则之一,其包括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信息处理者的基本义务和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和行政法中,“告知—同意”是明文确立的行为准则和免责事由,然而,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状中,“告知—同意”并没有得到明确规定,是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法秩序中与前置法衔接不畅的关键症结所在。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厘清“告知—同意”的体系地位和功能定位,通过实质解释论的目的解释方法对该规则的出罪机理进行深入阐释,是个人信息保护议题下刑法规则边界明确和归责机制完善的前提。

司法解释中的出罪事由及其改进逻辑

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出罪事由。从类型上可分为但书模式、罪后情节模式和预防必要性降低模式。然而,司法解释中出罪事由的逻辑存在一系列瑕疵,主要表现为:过度夸大但书的功能,导致构成要件的虚化;刑事政策不当渗透刑法规范引发出罪评价基准混乱;坚持整体危害评价的立场,导致现有的出罪事由无法有效解决共犯等问题。应当基于区分“不法与责任”“责任刑与预防刑”的立场,对司法解释中的出罪事由予以重构。具体路径为:取消但书规定并通过强化构成要件的实质解释排除不值得刑罚处罚的事项;剔除罪后情节作为出罪事由并按照定罪免刑处理;将预防必要性降低因素从出罪事由调整为刑罚裁量事由;肯定违法性认识必要说立场从而拓展法定犯的出罪事由。通过上述重构,可分层次明晰裁判认定出罪的具体理由,充分展示出罪的逻辑表达,避免出罪标准的混乱。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法教义学分析

面对经济犯罪复杂情况和司法实践严峻形势,亟待对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理论展开法教义学研究和探讨。经济犯罪出罪事由是指在经济犯罪刑事司法活动中据以判定某一经济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或不予刑事处罚的某种特定事由。根据不同的标准,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可以划分为基本类型、特有类型、抽象类型、程序类型以及其他类型等五种,并呈现出多样性、零散性、独特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司法适用现状并不理想,未能收到应有的出罪实效,急需发展与完善。

涉烟非法经营犯罪出罪事由辨析

涉烟案件的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烟草专营专卖的规定,未经许可经营烟草专营、专卖岛,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其犯罪构成包括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出罪事由主要集中在未违反国家规定、持证超范围经营未扰乱社会秩序等方面。由于持证超范围经营,缺乏权威性的司法解释,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大量存在建议进行顶层设计,完善持证超范围经营的适用条件及标准。

故意伤害案件出罪事由的选择

[裁判要旨]故意伤害案件中,当被害人行为和被告人行为有着多重意图的情境下,以正当防卫或意外事件来作为被告人的出军事由,不一定符合通常情况下一般人的认知。司法机关可以从反面论证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或者不具备故意伤害的主观故意,即能达到出罪的效果。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刑事司法检视

经济犯罪出罪事由的理论证成亟待经济犯罪刑事司法的实践观照。刑事司法中持续低位运行的无罪判决率,整体性折射出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及其机能的成效不彰和实践阙如。实践中过于依赖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上的出罪事由和程序性经济犯罪出罪事由进行出罪,而忽视或虚置了超法规经济犯罪出罪事由和出罪理论的不平衡现象需得到及时改变。为此,应适时将注意力引导到超法规的出罪事由和出罪理论上来。既要深入挖掘各出罪事由的出罪机能,又要将其渐次推进到经济犯罪出罪判断和认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在定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样方能实现我国经济犯罪的入罪合法与出罪合理。

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无罪判决样本的刑事出罪机制研究

坚持"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是贯彻实质法治国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要义。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出罪机制的运行呈现出过度透支"但书"规定,使之凌驾于法定出罪事由之上,形成庞杂的"但书"出罪系统,过度强调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权衡,使得刑法近乎沦为"损害填补法"。在刑事犯罪圈扩张化与刑事处罚前置化的大背景下,应以实质出罪事由体系的建构为基本着力点,理清我国《刑法》"但书"规定与法定出罪事由之间的基本关系,增补法定出罪事由的类型,坚守存疑有利于行为人的法治底线,真正做到"合法入罪、合理出罪"。

刑法“但书”出罪的功能失调及其规范适用

无罪判决率偏低与冤假错案频发的现象揭示着非罪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尴尬处境。无罪判决率偏低的原因与我国刑事实体法的思路封闭有关,故需要从刑罚退出机制对无罪命题予以重新审视,在刑事实体法视阈下有效发挥“但书”的出罪功能是走向无罪判决规范化的必由之路。“但书”出罪判决的实证分析揭示出司法实务操作中适用标准欠缺,“不用”与“错用”的情形混杂。从学理上重新审视“但书”规定,在刑罚退出理念的引导下,充分激活和唤醒“但书”的出罪功能,并将“但书”规定作为超法规出罪事由的法律依据,逐步建立谨慎入罪、合理出罪的刑罚双向平衡机制,才能实现无罪判决的规范化运行。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知情同意条款”的出罪功能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的知情同意原则是事先预防型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重要体现。在对知情同意原则加以合理完善的基础上,可将以“移动应用程序”(APP)隐私政策为代表的告知同意条款,视为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个人信息主体之间达成的合意,而这种合意与刑法中作为出罪事由的“被害人同意”之间存在实质契合关系。在刑事合规的语境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对隐私政策文本作出调整,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针对可能给个人信息背后的多重法益带来风险的处理行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必须告知用户相关行为及伴随的风险并征求用户同意,借此完成从单纯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向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平衡原则的转变,同时帮助个人信息处理者规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