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轻罪立法的犯罪化与司法的出罪化

伴随行政犯罪名增设的常态化和扩张化,轻罪治理成为影响刑法立法科学化的重要因素。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罪名设定和法定刑配置上,鲜见有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处拘役刑的条文。现有刑法中轻罪罪名体系,无论是从罪名的轻罪角度,还是从法定刑的轻罪角度看,都超出了传统刑法理论探讨轻罪治理的一般性范畴。对于轻罪的研究,应在区分罪名的轻罪和法定刑的轻罪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类型化的回应思路。尤其对于罪名层面上的真正轻罪,应在肯定立法扩张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同时,从轻罪罪名数量上的形式犯罪化、轻罪罪名保护法益扩张的实质犯罪化两个层面,探究其立法犯罪化的逻辑机理,以此指导真正轻罪的司法适用,并通过司法出罪机制合理限缩轻罪适用空间,实现轻罪立法扩张化与司法出罪化的有机协同。

行政犯修正后适用溯及力出罪化研究——从辽宁两司机未报备行程获刑案谈起

我国刑法溯及力适用受既判力限制,新法出罪化规定效力低于裁判既判力。若出现既判力价值消减至难以完备保障人权、追求效益,就应重新审视并适当扩充溯及力的机能价值。行政犯法益目标区别于自然犯,使行政性构成要素应受国家刑罚权审慎解释与评价。行政犯的减轻修正变更法益保护目的,将直接导致行政犯被告人预防刑必要性丧失,成为适用溯及力出罪化的刑罚论基础。具体的出罪化构想为:将因前置法规则修改实现的行政犯修正类比判决生效后出台的行政犯司法解释,允许行政犯被告人以“法律适用错误”申请刑事再审,增设行政犯的处罚阻却事由,由法院酌情参照新法规定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或裁定减刑免刑,但仍需保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追究。

对未成年人犯罪出罪化解释的刑事政策审视

本文从解释依据、刑事政策的合理性两个角度对最高院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罪化解释进行探讨。解释出罪的类型包括不符合犯罪构成的出罪和轻微型出罪。前者通过对刑法条文的文理解释实现,后者通过适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实现。但是,未成年人的转化型抢劫行为的出罪化解释并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生命权与安乐死出罪化

人的生命具有生物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生命权权能既包括享有也包括抛弃,作为刑法保护对象的生命法益分为完整生命法益与残值生命法益,罹患濒亡之人在社会性视角下享有抛弃残值生命法益的权利,安乐死是实现该权利的一种方式,应该在保护生命权的高度上对安乐死进行出罪化规定。

被害人行为的出罪化问题研究

在规范刑法学的视野中,行为人之行为对于犯罪的成立与刑事责任之轻重具有绝对的排他性地位,而被害人的行为仅被当作酌定的量刑情节,即使在行为的定性上有所涉及,也仅是构成要件的派生解释因素,不具有适正的体系性地位。这种观念,实际上是否认了被害人的行为之于刑法的重要意义,而且,也是没有对现行刑法进行全面理解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害人行为具有影响犯罪行为性质的根本性作用。正当防卫及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即是其典型表现。

对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出罪化解释的探讨

司法解释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转化型抢劫行为的出罪化规定是不合理的。从制度层面《解释》将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复合实行行为截然分开处理,并且无视转化型抢劫与普通抢劫在犯罪性质上的相同性。在刑事政策层面,出罪规定有违少年司法的相称原则与双向保护原则。其次,出罪化规定将会给司法定罪留下技术难题。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出罪化”的理论证成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出罪化”,包括将合规作为实体上无罪抗辩的事由和程序上不起诉处理的依据。为完善合规理论的建构,应从法理上为企业刑事合规“出罪化”的正当性进行证成。在实体上,“企业独立意志理论”强调企业具有独立于自然人的主观意志,通过企业的抽象合规行为和具体合规行为判断企业的独立意志,最终认定企业的刑事责任;在程序上,合规不起诉制度基于域外协商性司法理念而兴起,亦与犯罪预防与社会治理一体化理念、公共利益考量理论、企业自我监管理论具有内在契合性。

浅析轻微醉驾行为的出罪化

自醉驾行为入罪以来,由醉驾行为导致的交通事故数和伤亡人数在下降,但醉驾的案发数却大幅上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规定了相关醉驾行为的出罪化问题,但各界对于"醉驾是否应一律入罪"及轻微醉驾是否出罪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阐述醉驾行为入罪概况,以"醉驾是否一律入罪"的争议为切入点,研析轻微醉驾行为出罪的必要性,并分别从刑事诉讼的三个阶段对轻微醉驾行为的出罪方法进行探讨,最后提出对其出罪化的展望。

论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出罪化——评最高法[2006]1号司法解释的几项出罪规定

法释[2006]1号将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几种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进行出罪化处理,突破了刑法分则相关条款的规定,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医生实施安乐死的出罪化探讨

安乐死的道义性与法律上的正当性已得到充分认证,但贸然将安乐死合法化可能导致削弱法律对生命权的绝对保护,为故意杀人提供逃避法律制裁的借口。由于我国刑法关于故意杀人罪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因而可以考虑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通过对安乐死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利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校验、处理,对排除了安乐死潜在风险的安乐死案件予以出罪化,既满足安乐死的现实需求,又可以防止假借安乐死之名掩盖故意杀人的事实。

“强奸转通奸”出罪化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以刑事和解为视角的分析

"强奸转通奸"出罪化蕴含着刑事和解的相关因素,即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谅解。因而,其与刑事和解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从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和对被害人的保护来看,"强奸转通奸"出罪化司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强奸转通奸"出罪化司法解释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论安乐死出罪的刑法路径

安乐死共有三种类型,即直接死亡帮助、间接死亡帮助、消极死亡帮助。我国的民众、人大代表以及学者都对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过很多努力,但直至目前安乐死在我国仍然未被法律认可。在刑法的视野下,安乐死出罪化应视其类型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路径:消极死亡帮助否定了医师的治疗义务,不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间接死亡帮助属于经被害人承诺的医疗行为,不具有违法性;直接死亡帮助欠缺期待可能性等可归责事由,不具有有责性。

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规范重构——基于法益侵害说的展开

根据法益侵害说的立场,入罪化的准则是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法益侵害行为和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都应被予以入罪化,还需要借由从属性原则和伤害原则对其进行限定。以风俗犯罪正当化的基础要件作为考察依据,得以推知我国风俗犯罪实行行为的设定不尽合理,表现为相关实行行为的规定失之于笼统、粗疏,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明确性与周密性,致使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与法益保护原则相悖。缘于此,有必要在犯罪论层面对我国风俗犯罪的创制进行检讨,以便能够适时厘正设定失当的实行行为,并将相关的风俗犯罪予以出罪化,进而规范风俗犯罪的处罚根据。

我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规制侵犯商标权犯罪的比较与完善

相较于内地,我国港澳地区对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更加广泛,借鉴、发展港澳地区的治理经验,有助于实现内地侵犯商标权犯罪治理的妥当化。应以法益保护为导向,在考量预防必要性的刑法立法限制的基础上,合理展开商标反向假冒等行为的犯罪化。在侵犯商标权犯罪的罪刑规范中,应采取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混合型立法模式,采纳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倍比罚金制或限额罚金制,贯彻适用有效预防犯罪的资格刑并建立实质出罪化机制。

行贿犯罪立法体系趋向之检视

现今行贿犯罪立法显现出构成要件要素冗余、刑罚结构失衡、刑罚厉度不足等特性,无不表明我国的行贿犯罪治理深受消极治理主义影响。有限的司法资源面对不可估量的行贿犯罪黑数和存量,已呈捉襟见肘之势。为打破治理效果疲弱之僵局,学界涌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流派,一是倡导行贿犯罪出罪化与免责化,二是以积极治理主义为指导惩治行贿犯罪。审慎取舍的积极治理主义的主张,对未来行贿犯罪立法体系建构意义非凡。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数据犯罪的新趋势体现为大型场景下对企业公开数据的批量抓取、使用,由于当前我国缺乏成熟有效的数据访问规则,加之大数据反垄断的公共政策需求,使得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面临新挑战。对此,应从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着手,摒弃传统“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益,重视“数据利用安全”法益(可控性)对传统“数据安全”法益(数据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CIA)的补强意义,确立以“消极防御+积极利用”为核心的全新“数据安全”法益。未来我国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应建构“以权限为中心”的数据访问规则,并适时增加反垄断的公共政策考量,将获取企业公开数据的行为出罪化,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

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重塑与体系优化

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存在“一核心两重心”的体系结构,即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为刑法保护的核心,对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依保护方式不同形成“两重心”。本文通过对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重塑、明确生态价值和安全价值的二元化保护要求与利用价值的补充性评判机能,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体系进行优化。研究发现:(1)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体系中存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利用价值刑法保护拘囿的缺憾,应收缩保护范围,明确涉人工繁育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行为有限出罪化的具体规则。(2)一般野生动物资源系统性生态价值刑法保护不足,要依据一般陆生、水生野生动物资源趋同化保护趋势,明确并调适刑法保护对象。(3)陆生野生动物资源安全价值与利用价值刑法保护失调,要科学划定陆生野生动物物种范围并优化“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认定标准。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价值重塑与体系优化,有助于提升中国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实效。

法益保护原则的双重功能及其展开

法益保护原则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限制刑罚权、保障自由;另一方面,扩张刑罚权、克减自由。法益保护原则的消极功能旨在防止刑法保护不适格的法益,它具有刑法与宪法上的依据,要求立法者不得设置且必须废除没有保护法益的犯罪,司法者应通过实质解释限制或架空法益性质存疑的犯罪。法益保护原则的积极功能在于为保护法益扩张刑法的边界,它具有刑法规范、刑法目的、刑罚目的、刑法机能与宪法规范上的依据,要求立法者积极增设犯罪和扩展犯罪类型,司法者灵活运用解释方法打击犯罪。消极功能与积极功能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二者均是法益保护原则的一体两面,前者系对后者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