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明遗民吴中蕃的人生出处及诗歌表述

明遗民吴中蕃入清后经历了出仕南明、屡却清聘、仕吴三桂、两度修志等有关遗民出处之大事,并在其诗作中留下了真切详实的行踪,展现了其入清五十年中的感受、认知、态度及心态变化。在明遗民拒不仕清、坚守气节、怀抱用世之心的基础上,吴中蕃又有自己更为具体的出处观。其人生中后期至晚年的心态经历了由亡国“遗民”向盛世“逸民”的过渡,但其又并非纯粹的“逸民”。吴中蕃一生以“遗民”和“诗人”自居,在进退出处、辞受取舍之间,其不变的是遗民气节的坚守。

玉屏风散释名、类方及其出处考证

中医经典名方玉屏风散,方名源于该方有益气固表之功效,以及防风之别名谓"屏风",故名玉屏风散。玉屏风散是一组类方,名异药同方有4首,分别是白术防风汤、黄芪汤、玉屏风散、白术黄芪汤;名同药异方也有4首,分别是《究原方》玉屏风散、《古今医鉴》玉屏风散、《麻科活人全书》玉屏风散、《笔花医镜》玉屏风散。该类方最早应为刘完素所创,记录于《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最早以"玉屏风散"命名的书籍为《究原方》或《仁存方》,现存最早记载并以"玉屏风散"命名的书籍是《丹溪心法》。

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

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其二,梁启超于1902年秋提出;其三,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采用国学概念。这三种观点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只是在中文文本中引进了日本流行的"国学"这个名词,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近代"国学"的概念。吴汝纶在1902年8月的日记中记下了日本学者主张在中国提倡国学的建议,但未见他自己的相关论述中倡言国学。梁启超于1902年论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但是,从时间上讲已谈不上"最早"。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他试图学习日本,提倡近代意义之国学,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翻译中失去的到底是什么?——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出处之考辨及其语境分析

《探源》一文并未探到"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这句"引语"的源头,本文质疑这句"名言"之由来并考证其出处,证明此"引语"不见于弗罗斯特生前公开发表以及后人搜集编纂出版的任何诗体和散文体作品,呈现弗罗斯特关于"译诗会有所失"之论述的原文原貌并结合其所在语境分析这段原文,商榷"诗乃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句汉语译文,呼吁翻译理论工作者用更加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待学术引征。

现行几种穆旦作品集的出处与版本问题

目前国内包括《穆旦诗文集》、《蛇的诱惑》等书在内的几种比较重要的穆旦作品集,在说明穆旦诗作的刊载出处和其依据的版本方面都有较多的错误和疏漏,过去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到。文章通过核对大量民国时期的刊物和穆旦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几本诗集对这些错误和疏漏予以说明、更正和补充,并认为穆旦某些诗作的不同版本对于我们研究穆旦诗歌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应当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在今后的穆旦作品集中得到清晰的呈现和准确的说明。

合理使用他人作品未注明出处的法律性质及责任承担——兼谈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

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义务关涉的是著作权人的人身权益,并非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而是使用人在使用他人作品时应负有的独立义务。合理使用人未注明出处的,并不导致原本属于合理使用的情形成为侵害著作财产权的行为,但应承担消除影响或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注明出处与署名不同,未注明出处的并不一定属于剽窃。只有使用人使用他人作品超过必要限度,且未署名或注明出处,才构成剽窃。即在合理使用行为与剽窃行为之间存在独立的未注明出处的侵权行为。

论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兼评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相关条款

著作权法中的"注明出处"实为民法中的注意义务在作品利用领域内的体现。"注明出处"要求"归认来源","保护作者精神利益"是其实质内涵,而"防止读者混淆"则是其判断标准。我国《著作权法》中"注明出处"与署名权规则、合理使用制度等相互纠缠,致其制度界限不明、司法定性不统一。《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虽明确规定了"注明出处",但仍存缺陷。未来修法应把其从"版权限制构成要件"中剥离出来,并规定"注明"的方式、程度及无须"注明"的相关例外情形。此不仅有利于厘清"注明出处"与相关制度间的界限,更能优化著作权制度体系、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出处与山水:从谢安到谢朓

南朝时期,山水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形象进入文艺作品中,对于其原因,历来论者多有涉及。如果从陈郡谢氏的角度,选取东晋谢安、晋宋谢灵运及萧齐的谢朓为对象,探讨出处问题与山水发现的内在联系,就会发现:谢安不仅藉山水以享乐,也借山水以化郁结;谢灵运在山水中体悟玄理,为声色大开奠定基础;谢朓则在官舍郡斋中,在宦游旅途中,将山水融入日常生活中,山水最终成为官场中人的逃遁之地。

学术著作翻译中出处夹注处理方式例析--兼谈建立翻译类图书出版规范国家标准的必要性

一般英文学术著作是通过夹注加参考文献的方式来向读者明确文献出处的,在翻译成中文后,我们也同样需要以此方式来准确传达文献出处的信息。但现实中大量学术类翻译著作在出处夹注信息的处理上,存在随意性,有的甚至干脆不翻译而直接放入正文。这种现象不符合国家有关规范的要求,也给读者的流畅阅读和信息检索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文章重点就常见的出处夹注处理不规范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呼吁国家层面建立详尽的国家规范。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论阮籍的出处矛盾及其美学意蕴

阮籍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最主要者应为徘徊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出处矛盾,一方面,它作为连接竹林玄学与元康玄学之间的过渡环节,对于玄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阮籍在生存、思想和表达上的诸多矛盾。现实环境的险恶与出处方式的先行性,使阮籍成为孤独的沉默者,诸多矛盾又倾吐于八十二首《咏怀诗》中。阮籍会通出处的尝试奠定了后世士人出处的基本模式,并对此后的中国美学产生深远影响。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略论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安身立命之道

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罗汝芳是"为道而仕",不计个人得失,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化民成俗。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归脾汤出处探源

为归脾汤的出处而做正本清源的具体辨正与探究,阐明这一名方并非出自陈、薛之书,而是出自南宋严用和所著《严氏济生方》。

郁达夫诗出唐诗考

郁达夫诗，受唐诗影响最深，本文列举２００余例，从立意、造句、用语诸方面考证了郁达夫诗与唐诗的深刻关系，从而归纳出郁诗大体出于唐诗的结论。

在朝或居乡:元末明初师儒汪叡的出处选择

元明易代之际儒者的出处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心性特质,更是当事人的身份背景和行事经历的反映。晚明史籍常将婺源汪叡视为明代开国时期重要的循良师儒,但却忽略了他对于洪武朝廷所秉持的疏离态度。元末动乱使汪叡有机会从默默无闻的乡儒崛起为绥靖地方的精英,但这一经历在明初却同样给他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政治困境,以至于汪叡虽然曾短暂入仕,却始终难以充分建立对新朝的政治认同。

论中古时期出处思想的演变及其审美意蕴

出处关系是中国古代士人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它对于士人心态具有深刻影响,由此又影响到审美思想。从魏晋到中晚唐的中古时期是出处关系从尖锐对抗到趋于和解的过程,从美学上讲,这一阶段也是中国美学从自觉到兴盛的过程。本文主要考察大隐、亦官亦隐和中隐的思想基础及其美学意蕴。

论梁朝士人的出处观及其美学意蕴

在梁武帝以文治国、优待士人的政策影响下,梁朝士人普遍遵循大隐的出处方式。一方面,作为大隐的承载之地,园林在实践和理论上均有重要发展,庙堂与山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统一;另一方面,较之于晋宋,梁朝文化的主体由士族转移到皇室,面对梁武帝重文为表、猜忌为实的治国思路,士人大多以柔弱、矫饰为立身之道,在此意义上,身体、心态与文化之弱是梁朝皇室以及一般士人的共同特征,士人之疲倦与皇室之矫饰构成梁朝文学的基本内容,思想内容上的贫乏与艺术技巧上的发达成为梁朝美学的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