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

中国农村电影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一批以表现"出走"为主题的影片。所谓"出走",是指影片的主人公走出(离开)自己生活的原在地,到农村之外的城市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行为。它有时表现出人物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不满足于现状、励志图新的一种精神取向;有时表现的是在各种外在因素的驱使下人物抛弃传统、谋求自我发展的一种人生抉择。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以"走"为核心情节的电影如《人生》、《老井》等,到90年代"出走"主题的悄然而逝,这不仅仅是由于那种简单重复的电影编剧技巧已经被人"放弃",而且也是因为农村的现实变革为它的主人公提供了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新的历史舞台。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出走”主题——以《平原》为中心

“出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创作主题,呈现出多种形态特征。毕飞宇小说《平原》对“出走”进行了新的书写,展现其发展与变化,将“出走”主题引向更加深广的领域。对该主题的探讨可以为毕飞宇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更好地探究其小说的精神与艺术世界。

现代性“自我”的艰难追寻——《儿子与情人》的“出走”主题探析

《儿子与情人》在艺术旨趣上是一部开始"走出"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小说,它"走向"的,则是对现代人自我主体性的艰难探寻。小说一开始就隐喻了"出走"主题,并逐步具象化为人物行动,并借此将笔触深入到人的欲望之流中来揭示自我的复杂建构。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或多或少缺乏自我完整性,却又追寻这种完整性。劳伦斯"完整的自我"内含的主体观念是肉身性向度与精神性向度的融合。"出走"主题与追寻意识的独特结合使劳伦斯小说,既从人性生命力的角度对西方现代传统文明进行批评,又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再思考,并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对实现人类生命力回归进行还原性探寻,是对西方病态社会另类疗救的探索。

陕北民歌与路遥文学创作的主题

陕北民歌是陕北人生活的苦难史、情感的伤痛史,路遥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作家,从小便受着这悲苦吟唱的濡染,加之自己过往的独特身世,他的作品总是以苦难、出走、爱情为主题,真切地刻画了陕北农民在苦难生活下饱受煎熬的灵魂,深情礼赞了陕北青年抗争苦难的悲壮与崇高,同时倾心讴歌了他们纯洁、热烈而无私的爱情。

在地的乡愁:论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原乡情结

原乡情结是艺术创作的经典母题,蕴藉其中的丰富情感与浪漫想象令人心驰神往,却与电影本体上的客观性多有冲突。伴随着城市与乡村分裂的加剧,新世纪以来的乡土电影呈现出更加复杂多维的面向,乡愁不再是圆融的甜蜜忧伤,而成为一种“在地的乡愁”。从废墟景观、疾病隐喻与“出走”主题三个视角进入,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其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当代电影人面向故乡时的矛盾心理也得以部分展开。

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

乡村生活在中国艺术家的视野内从来就不只是一幅男耕女织的劳动图画，它自古就是一首意境悠远、韵味无穷的田园诗。它作为一种隔断了丑恶的官场和险恶仕途的“清静之地”，寄托着诗人对生命的自由追求和对自然界的由衷向往。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并不是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代导演的偏爱，而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它不是凭空编造的浪漫传奇。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的、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