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

农业治理困境与分利秩序的形成——以中部W省H市为例

国家干预和治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业治理过程中,政府扶持弱质性的农民难以实现规模农业,政府与高度分散农民对接出现了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农业经营主体重构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农业企业的规模效应在形式上实现了规模农业,并消解了政府与农民的交易成本问题。但农业企业的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扭曲了资源配置逻辑,导致了分利秩序的形成。分利秩序使得农业治理困境结构化,简单地改善治理方式难以解决农业治理问题。

谋利空间、分利秩序与违建现象的制度逻辑——基于中部地区M县的个案研究

论文构建起一个产权与治理相融合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来自中部地区M县"三违"现象的案例分析,指出违建现象涌现是地权分割与基层治理能力弱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地权分割为灰色土地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制度空间,外部利润诱使着利益相关者持续地参与违建活动;另一方面,基层治理能力弱化为地利分配秩序固化创造了行为空间,地方性"谋地精英"控制着违建利益的分配秩序。研究还表明,地权单元和治理单元的不对称是违建现象发生的制度根源,且地权单元和治理单元交互地发挥着作用,这个综合的制度互动系统塑造了违建活动的多元空间。因此,应当重构地权单元与基层治理单元间的关系,正视城市化对集体地权秩序造成的冲击,以促进地权渐进式发展与治理变迁的良性互动来化解违建治理困境。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 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

在利益密集型村庄,"分利秩序"成为瓦解村级基层组织合法性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规避"分利秩序"的问题便具有政策研究意义。本文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郊村村级基层组织现状的考察,发现村级基层组织在三个层面发生改组:第一,村干部通过内部分工与分层完成"双重角色"的分离;第二,通过调整村级组织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实现权力的集权化;第三,通过"嵌入式"镇管村体制将村级权力运作的外部监督制度化。村级治理在权力主体、权力结构和镇村关系三个层面的变化重塑了村干部的行为逻辑,村干部由"结构性自利"转变为"结构性自制",从而实现对"分利秩序"的规避,为利益密集型村庄走出村治困境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路径。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分利秩序挑战与治理路径

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既面临着"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战略"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乡村社会中"分利秩序"这一"旧秩序"所带来的现实挑战。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视角出发,政策执行偏差与路径依赖有着内在的关联,进入政策执行阶段后的乡村振兴战略依然面临着以往"项目下乡"中所形成的分利秩序的惯性冲击与阻滞。分利秩序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生成与"制度-行动者"的互动密切相关。破解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分利秩序,需要在乡村振兴中统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通过专项治理和制度建设的协调、公民参与与社会建设的协同,营造出乡村振兴所需的新政治社会生态,从而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

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论土地开发与村庄政治

后税费时代,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各种资源类型的村庄都趋向于低水平均衡式的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中,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彼此离散,且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彼此离散。征地中,"地利共同体"倾向在内部完成主要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有意减少与村民的接触,尽量不把村民动员起来协商和讨论。如此暂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村庄治理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且矛盾持续累积,这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

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关系性面子、村庄弱公共性与分利秩序——基于京郊Q村的经验调查

村庄公共性是维系基层社会内生秩序的基础,其实践形态不仅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环境变化有关,而且受制于村庄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结构。在乡土社会中,农民基于不得罪人的做人之道与行动策略积极建构社会关系网络,以满足个体在熟人社会中的面子与自我价值实现需求。但这种缺乏伦理性的面子观导致村庄社会互动失效且社会精英难以发挥价值整合功能,没有人愿意说公道话,造成村庄公共性弱化。在公共性减弱的情况下,资源下乡激活农民的私利政治,形成以人情关系为媒介的分利秩序,造成基层治理内卷化。以基层党组织为抓手重塑基层组织动员体系与村庄政治,激活村庄公共性,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内生秩序的良性发展。

从分利到整合:项目下乡中的多维利益运行逻辑——基于W村蘑菇产业项目的考察

项目在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下乡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利益诉求重构了乡村社会利益网络,使乡村围绕利益分配形成新的治理秩序。通过对W村蘑菇产业项目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基于政绩诉求、经济效益、伦理秩序以及社会效益行动逻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使得下乡项目在运作过程中形成了分利秩序。各利益相关方从权力、社会和资本等多方面影响着进村项目的落地与实施,并通过多重利益共生机制、利益联盟机制以及利益协调分配机制发挥整合作用,推动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保障项目下乡的有效运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基层行政、资源汲取与分利秩序——对萧公权语境中十九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

清代的基层行政组织经历了从保甲和里甲并立到保甲取代里甲职能的变迁。这就意味着保甲承担协助收税的职能,也使之成为制度化资源汲取的重要一环。在赋税征收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官僚负责,吏役下乡执行,保甲头人协助基层行政运行的逻辑。这种基层行政运行逻辑造成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同时19世纪绅士在整个社会,包括乡村社会中的特权地位,加重了国家对乡村资源的失衡性汲取。在这样的资源汲取过程中形成的分利秩序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削弱。

情景化博弈:农村土地流转的行动策略与分利秩序——基于赣南G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本质上是各个利益主体在特定情景场域利益再分配的博弈过程。通过对赣南G村一起土地流转的案例分析发现,农民依托"合法化"的利益诉求、集体"暴力性"的博弈方式及情景性契约的签订等策略,构建了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情景化博弈的形态。在情景化博弈的行动场域,体现了村民利益共享的实践逻辑,但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博弈机制,这种利益共享的利益分配秩序在现实中十分不稳定,农村土地流转容易陷入无效化均衡的格局。在当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中,需要加快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建构"对称性均衡"的博弈机制。

义利之衡:财政社会学视野中的项目制与乡村治理——读李祖佩的《分利秩序:鸽镇的项目运作与乡村治理(2007-2013)》

公共财政的下乡推动了乡村治理的转型。但在项目运作的基本机制下,乡村社会传统中既有的简约治理模式被新时期的分利秩序所打破,而新的治理模式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从而造成了乡村治理陷入了危机之中。李祖佩的《分利秩序》从多个层面揭示了项目运作与以分利秩序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治理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示了在国家财政资源下乡的过程中其公共性逐渐丧失的机制,结果乡村治理中的政治或道义因素与利益因素不断失衡,最终造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严重削弱。重建下乡财政资源的公共性是回归义利之衡的关键。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富人治村的动力机制与实践困境分析——基于浙江省东部农村的调查

富人治村成为东部沿海发达农村普遍出现的村治现象,富人群体本身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等利益诉求的驱使、发展型乡镇对富人群体的需求以及村庄经济社会分化等共同成为富人治村产生的基础。富人群体在进入村庄政治结构时就与各种经济利益嵌合在一起,再加上其本身的谋利属性,决定了富人治村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去公共性。而富人治村则由于在村治主体、村治方式、村治规则和目标等方面的特点,构成了一种新的村治悬浮。富人治村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要解决富人治村的负面后果应该重建村庄内部的公共规则和公共舆论,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责任和能力。

农地流转、资源重构与谋地型乡村精英的发展

经济学认为,农地流转是资源优化配置,农民收入增加的过程。不过,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资源开始重构,农民利益并没有得到保护。资本精英、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农利资源分配中,抢占自上而下输入的农利增量资源,成为新时期攫取农地利益的谋地型乡村精英。伴随着作为最低社会保障的农地逐渐演化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原本均分的公平原则和生存原则被先占原则、强力原则和资本占有原则替代,依附在农地上的阶层关系开始重构。资本牟利型、权力攫取型和市场依附型的乡村精英通过手中资本量的多少、权力的大小和关系的远近,占有国家带来的增量资源。在资源输入过程中,他们形成分利秩序,构成农地流转中的精英俘获现象。

精英俘获与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

扶贫领域频发的腐败行为严重侵蚀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农村政治生态,影响党的执政形象。当前,我国农村扶贫领域腐败呈现反腐高压态势下腐败依然猖獗、腐败形式多样且牵涉范围广、腐败群体基层化且涉案资金大、“分肥式”腐败显著等主要特征。精英俘获是扶贫领域权力腐败发生的主要机理。农业税费改革后,我国乡村治理范式发生重大变迁,分利秩序主导乡村治理格局,这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构成精英俘获的乡土逻辑。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要以秩序重构为指向,应从改变双重角色,促进村干部职业化;嵌入外部力量,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加大腐败惩治力度,降低腐败犯罪率;完善腐败预防机制,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和提升基层党组织活力,优化乡村政治生态等方面建构腐败治理的路径。

农村环境污染中“沉默大多数”现象何以发生?——基于河南省X县H村的个案调查

研究农村环境污染中“沉默大多数”现象的发生逻辑对于有效化解环境抗争、推动农村环境治理走向善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嵌入理论,从经济嵌入、文化嵌入、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四个维度构建综合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经济嵌入促使村民能够从污染产业获得务工或办厂收入从而对其形成经济依赖;文化嵌入形塑村民的污染惯习;以地缘、血缘与业缘为主的关系嵌入约束普通村民的个体抗争;结构嵌入形成的分利秩序以利益补偿、关系控制、暴力胁迫手段影响村民的环境意识与行为。“沉默大多数”现象是经济、文化、关系与结构多要素嵌入与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引入国家力量、培植村民生态理性、创造更多生计机会有利于消解该现象。

资源下乡与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

农业税取消10年以来,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促进农村农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以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量资源进入农村,给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农民动员的缺位、一些基层党组织成员的腐化、基层党组织趋于行政化。而农民参与度不足、监督机制有待完善等多方面因素造成这些问题的出现。可以从加大农民动员、完善监督机制、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方式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