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价排名服务商审查义务研究

竞价排名服务虽不是一种崭新的商业推广模式,但其存在与发展一直未能引起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直至"魏则西事件"的曝光才将竞价排名服务重新拉至人们的视野。从纯粹技术角度出发,竞价排名具有不同于自然搜索的人为干预属性;从实际效果上看,竞价排名具有将产品或服务广而告之的客观作用,因此,不应否认其商业广告之属性。以尊重效率原则为基础、以维护互联网事业持续发展为目标,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并依据关键词内容上的二重性,构建积极与消极并重的审查义务体系,以平衡竞价排名用户、搜索引擎服务商与互联网用户的三角利益格局。

论我国法院对环境标准的司法审查

作为高度专业性的行政规则,环境标准对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具有规范效应。为防止环境法治的空心化,法院须对环境标准进行审查,但实践运作是复杂和困难的。基于对司法案例的分析,法院对环境标准的判决存在2种效力肯定情形和1种效力否定情形,且可被归为较浅审查和较深审查两类。较浅审查的机理有环境标准的专业性、环境标准未获挑战、法院制度能力论和环境标准法律属性论。较深审查的机理有环境标准遭受质疑、侵害行政相对人较大权益和案件审理无须环境标准。当前的实践存在审查义务规避、审查基准摇摆、审查论理不足等问题。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法院需转变审查观念、提升审查能力与重构审查流程,以强化环境标准的司法审查。

“少捕”的规范解读与发展完善——基于2018—2022年全国逮捕数据的实证分析

“少捕慎押慎诉”刑事司法政策提出后,我国的逮捕率显著下降,但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忽视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审查,侦检人员作为执行者和决策者很难摆脱将逮捕作为到案措施以满足侦查需要的主观想法。纠偏逮捕功能、降低逮捕率需要进一步发挥“少捕”的理论统领作用,加强对社会危险性证据的实质审查,尝试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完善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和逮捕说理制度,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将审查逮捕程序从政策指导审查模式转化固定为法律主导审查模式。

教育反恐措施的展开及其审查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预防性反恐策略要求在教育领域贯彻反恐的宣传,形成了教育反恐措施,即在教育领域,教育主体须承担反恐宣传的公法义务:《反恐怖主义法》第9条的“协助、配合、报告义务”和第17条“纳入反恐法治宣传教育”,体现着预防性反恐对教育领域的辐射。基于反恐与学校自治的价值考量,针对两种教育反恐措施所对应的不同法律条款,应以实质审查为核心,建立教育反恐措施的分层式审查构造:“协助、配合、报告义务”适用严格审查原则;“反恐法治宣传教育”适用宽松审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