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群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基于功能分工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经历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区域整合发展起始阶段、以战略叠加为重点的区域带状发展阶段和以“大保护、大治理”为内涵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阶段。城市群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载体,其功能分工深化对于促进形成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将起到重要作用。基于此,通过对2003—2019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功能分工指数的特征事实分析,城市群功能分工能够从提升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区域空间格局重塑和探索区域府际合作治理新模式三个方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要继续以功能分工深化促进黄河流域城市群在错位分工中良性发展,以网络一体化为指引构建黄河流域区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以制度化、多层次的合作契约机制推进黄河流域区域协同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分工格局、机制与发展方向

区域产业分工历经从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分工再到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形式演进,产业链分工表现为功能专业化。以功能专业化指数为基础,运用区位商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分工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功能性分工显著,形成中心城市主要承担生产性服务功能,外围城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功能的分工格局。其生产性服务功能呈现明显的单中心集聚趋势,各城市优势产业突出。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城市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便捷的交通联系会促进京津冀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与发展。未来京津冀应形成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县城特色突出、功能各异、协调发展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数字技术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全球价值链(GVC),以此为契机推动GVC分工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是畅通双循环、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辨析增加值来源识别数字技术渗透水平,研究了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可有效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其作用机制在于激发国内需求、强化核心环节优势与降低贸易成本。第二,相对而言,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在国际分工参与水平高的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更大。第三,与外需主导型GVC分工相比,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更大。以上结论对中国凭借数字技术优化国际分工模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重要启示。

非编码RNA调控真社会性昆虫品级分化和个体分工的研究进展

真社会性昆虫是最具代表性的表型可塑性的研究对象之一,其个体之间分工协作的社会性生活方式增强了整个群体的环境适应性和繁殖力。真社会性昆虫虽然具有相同的遗传背景,个体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品级分化和个体分工,这是由环境和遗传共同影响的。表观遗传被认为是应对环境条件下重塑基因表达的主要机制,非编码RNA作为一类广泛参与机体生命活动的不编码蛋白的功能性RNA,在真社会性昆虫的品级分化、个体分工等方面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本文从微小RNA、长链非编码RNA、环状RNA、与PIWI蛋白相作用的RNA等非编码RNA,对蜜蜂、蚂蚁及白蚁等真社会性昆虫的非编码RNA调控机制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以加深对真社会性昆虫内在遗传分子基础的理解和认识,也为害虫防治领域提供新的研发视角。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市场化可显著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是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对非东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鉴于此,应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数智经济核心产业、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以期提高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附加价值。

嵌入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逻辑

全球价值链(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源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相互契合。随着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合作的各经济主体随即开始调整经济行为,其结果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本文从多个视角对GVC重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GVC分工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三大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并稳固;(2)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了中国对GVC的影响,且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逐渐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3)GVC重构源于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的动因;(4)GVC重构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三大趋势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

分工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马克思劳动正义论的考察

东西方传统思想对于分工的认识都是片面的,只看到了分工的技术特性。马克思则辩证地认识到了分工的异化特性和技术特性。马克思指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在于异化分工的克服,但是异化分工克服之后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共同富裕,还必须对分工进行进一步的优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目前仍然需要防止资本扩张导致的新的分工异化,同时要注意从改善自然条件、改善社会文化氛围、完善分配体系等方面对分工予以优化。社会保障和慈善事业是必要的,但应置于补充性的地位。

犯罪分工视角下主从犯的类型化界定

区分制正犯体系采用分工分类法实现行为定型,再赋予正犯、从犯概念量刑基准功能的做法并不适合我国,反而造成概念混同以及两种功能之间的内在冲突。在我国采用作用分类法为主的立法背景下,理论上探讨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宜采用形式的客观说,以实现行为定型和量刑均衡的平衡。在形式客观说视角下,实行犯原则上是主犯,例外为从犯;共同正犯并不必然是主犯,也可以成立从犯;教唆犯主要是主犯,少数情形下成立从犯;帮助犯通常情况下是从犯,但也可能是主犯。主从犯的判断依据是犯罪行为的全链条,实行行为在犯罪链条居于中心地位,但不是唯一的核心。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对主从犯的判断结论部分相同,但存在差异。

地区异质性、区际分工优化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地区异质性是区际分工优化的原因。区际分工优化即围绕地区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分工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区异质性的结果。二者共同决定一个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定位、如何分工、如何强化优势以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过程中,内陆及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给这些地区“第一自然”的“再发现”提供了可能,也为“第二自然”的“再创造”营造了制度友好型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地理的重塑。同时,各地区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出发点,选择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在区际分工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参与全国产业链的打造,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国家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各自力量。此外,只有打破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能有相对一个地区而言大得多的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需求主体广大的、边界不断扩展的统一大市场。可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不断释放统一市场的制度红利,不断拓展可促进区际分工优化的内需潜力,进而有助于各地区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论明代嘉靖间两淮盐商分工体制的确立

明代两淮盐商中边商、内商、水商分化的原因,迄今不仅学界仍然存在争论,而且它们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的不同分工环节的制度化过程也模糊不清。通过重新梳理相关史料,挖掘历史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可知由于盐引超发和资本权力构成的不同,盐商分化早已存在。至弘治正德间,余盐大规模开中,加速了盐商分化,并使内商积累起巨额资本。嘉靖初“假额课以处余盐”使得边中成为余盐开中前提,但因余盐征课规模扩大和随后的工本盐、工本银、鄢懋卿刮银不断提高开中门槛,让内商守支地位愈加强化,边商退守开中,终于在隆庆初年,在法制上确立起内商守支的垄断地位和三商作为开中过程中互相依存环节的分工。

数字经济与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基于长三角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在测度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考察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影响,其结果表明:(1)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2)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及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提升具有更强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在长三角核心地区、数字经济高水平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更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以及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两个途径促进企业垂直专业化分工。上述结论揭示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分工的机理,拓展了企业边界的相关研究,可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启示。

数字技术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识别与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

基于附加值贡献测度数字技术应用强度,利用2002—2020年74个国家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其对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与机制,并明晰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结果显示:应用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各行业GVC分工地位,其中,国内数字技术是主导力量,技术引进会制约上述作用,实现数字技术自立自强是促进产业跃升GVC中高端的关键。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通过提高生产率与中间品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促进GVC分工地位攀升。相比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技术对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并且这一作用不受技术引进的明显制约;该制约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同时,对于高分工地位国家以及数字技术高强度应用国家,数字技术促进GVC分工地位提升的作用更强。以上结论对于我国迈向GVC中高端有重要启示。

出口技术复杂度“瘸腿”型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数据赋能的视角

基于WIOD2016数据库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GVC指数,本文从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存在的“瘸腿”型深化现象出发,探究提升本土数字化水平、降低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瘸腿”型深化抑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主要作用机制为制约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瘸腿”型深化对中低收入国家具有更强的“低端锁定”效应,对中高知识密集度行业GVC分工地位的负面影响更大;数据赋能可有效减轻“瘸腿”型深化对GVC分工地位提升的抑制作用。据此,应加大对中高数字强度行业的资源倾斜,通过数据赋能改善出口技术复杂度“瘸腿”型深化,降低对高技术产业中间品的进口依赖程度,以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

国际分工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G20成员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G20成员国2012-2021年相关数据,探究国际分工对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际分工能显著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分工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具有异质性,在发展中国家和非人口红利国表现出更强促进效果;国际分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效应显著。

上游行业垄断对中国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垄断成因系统分析不同类型上游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可能造成的差异影响,并考察中间品贸易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上游行业垄断通过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和降低中间产品质量抑制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具体而言,由企业自身高效率形成的上游技术垄断有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政府保护所形成的上游行政垄断明显不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垄断对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更大;上游技术垄断更有利于大型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而上游行政垄断明显更不利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此外,中间品贸易便利化加强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

权力监督何以有效——传统中国权力监督的分工式结构及运作困境的现代审思

有效性是权力监督的重要价值和目标。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集权分工式官僚结构是皇权专制政治的产物。随着古代监察制度的不断充实、发展与完善,监督的途径和方式趋于多样化,多种监督手段得到综合运用,形成一套完备的分工式权力监督体系。秦汉以来“设官分职”分工式分权模式,在维护传统中国权力监督的有效性、保证传统官僚体制正常运转的同时,存在着集权专制、人治传统以及程序缺失等诸多制度性缺陷,导致权力监督趋于低效空转乃至最终失效,对王朝政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有效的监督制约是通过科学的权力系统和结构设计,明确权力界限和职责、疏通权力通道、防止并纠正权力倾斜,使权力在既定的空间范围内畅通无阻地发挥作用,让权力监督达到最佳境界,在防范权力越轨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实现行政效能的传统中国权力监督思想与实践,为当前我国监察制度改革和权力监督有效性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源。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吗?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2022年中国沪深A股2987家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溢出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且该结论经由内生性处理及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仍然成立。依据产业属性与产权性质拆分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非高技术制造业、国有制造企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高技术制造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数字化、出口加成率与网络嵌入度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传导机制。进一步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应从发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点标杆效应、扎实推动贸易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驱动高技术制造企业链式集群化发展着手,稳步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与对接关系的测度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模式正从分工走向对接,进而实现产业融合。利用产业专业化指数、竞合关系指数和分工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分工与对接的关系演变过程进行探讨,总结产业分工与对接的特点及演变趋势。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形成优势行业覆盖面广、行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产业对接基础,在产业对接中形成中心城市间互补合作、节点城市间竞争角逐的格局,呈现出珠江东西两岸城市间产业互补逐步增强,东岸城市间和西岸城市间各自竞争仍然强烈的特点。提出从打造优势行业集群、城市间分层次对接和产业数字化对接三个方面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协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