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省市两级地方性法规的分工——基于云南省若干地方性法规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大陆)"分工型"立法体制之下,高层级法律性文件有权规定低层级法律性文件所规定的事项;由于前者的规范能力和法律效力高于后者,因而基于"分权型"立法体制之下的"辅助原则"缺乏适用的前提;为了有效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针对设区的市(自治州)、甚至是县(市、区)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动力,自下而上、来自设区的市(自治州)及其下属县(市、区)本身,因而省级立法机关"干预"设区的市级立法机关的命题并不符合实际;为了节约立法资源,省级地方性法规着重规定"全省范围共通的事项""本省(自治区)内的重大事项""跨设区的市(自治州)的重要事项""超越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以及"设区的市(自治州)地方性法规明显没有能力规范的事项"。

“分工型”立法体制与地方实验性立法的困境——以《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为例

从是否存在上位法的角度划分,我国地方立法存在"执行性立法"和"实验性立法"两种类型。地方"执行性立法"以不抵触上位法为原则,地方"实验性立法"以不存在上位法为要件。地方"实验性立法"实践中存在形式上无上位法、实质上存在上位法,因而面临为了不抵触上位法"实验性立法"目标就无法实现的困境;这一困境源于当前我国分工型立法体制。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之策是修改现行宪法和组织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事权的法治化划分,实行分权型立法体制;在暂不具备立法体制根本变革条件的前提下,权宜之计是地方"实验性立法"前应当就是否存在上位法(包括显性的上位法和隐性的上位法)进行细致论证。

全球产品内分工模式的演进、资本流动特征及其影响

基于考察全球产品内分工两种模式的演进,并运用马克思资本流通理论分析暗含在两种模式演进背后的资本流动特征,认为全球资本流动除了经典意义上生产地理空间的脱域,还存在以下特征:更广泛的个体资本卷入到全球资本流通中、跨国资本形态由生产资本形态逐渐演变为货币资本形态、跨国资本的周转速度和整体收益提高、剩余价值由"外围资本"向"中心资本"转移。

农户分工模式:从传统到现代

从分工的视角看,当今农户与传统农户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前者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相适应,具有亲缘性、内敛性和单一性特征,形成闭合型的分工模式;后者则以商品化、市场化为契机,其分工模式逐渐向货币化、外向化和专业化转换,表现为开放型的分工模式。基于分工的视角,当今农户已经摆脱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束缚,并逐渐融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化分工体系当中。

高校辅导员工作分工模式探析

处在同一院系学生工作办公室的辅导员相互之间如何进行合理的工作分工是建设和谐团结的辅导员团队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文章探讨了带班型分工模式和专项型分工模式这两种主要的辅导员分工模式,并对综合运用两种分工模式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思考。

浅谈知识经济时代的国际分工

伴随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 ,人类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它进一步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密不可分。本文简要分析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 ,然后以国际分工为主线 ,在回顾以往人类历史几次分工的基础上 ,剖析了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际分工呈现的新特点、趋势 ,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央地立法关系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之完善

央地立法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与运行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必须考虑的基本范畴。在“单一集权模式”的立法体制下,央地之间形成了“分工型”立法关系,分别对不同重要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的事务进行立法。区域分工与协作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由此区域的划定、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定以及跨界区域和区域性事务治理等构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事项。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发挥中央立法的统领与监督作用,同时允许和支持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立法。具体来说,中央层面主要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领域专门法和区域特别法等,规范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保障国家战略区域、国家级区域功能性平台的发展,地方层面通过协同立法为区域性事务提供统一性规则。

试论亚太国家与美国的国际分工

战后以来,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四小龙”、东盟五国(新加坡除外)等亚太国家和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和分工关系经历了全球瞩目的巨大变化。1948年,亚太国家对美进出口贸易仅20亿美元左右,1975年猛增到435.7亿美元,增长了20倍以上。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亚太国家对美贸易又进一步剧增,1986年高达2038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为1428.7亿美元。

中央与地方立法事权划分的理念、标准与中国实践——兼析我国央地立法事权法治化的基本思路

依据国家主义与契约主义两种不同理念,各国央地立法事权划分大致可以归纳为"行政分工型"与"法定分权型"两种模式。按照立法调整事务的性质或属性、重要程度、影响范围以及调整方法四个基本标准,以及"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可以对中央专属立法事项、地方专属立法事项以及中央地方共同立法事项的范围进行界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制国家,我国在纵向立法事权的划分标准、方法与内容构成上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安排,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推进我国央地立法事权规范化、法治化改革,必须实现央地立法职责划分从行政化向法治化、从政策主导向法律主导转变;需要明确以立法调整事务的"影响范围"或"外部性程度"作为划分的基本标准,还要建立央地立法事权划分的适时变动与动态调整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的间接微调功能。

论“变通规定”批准权——兼评《立法法》第7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75条涉及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变通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难题,是当前“分工型”立法体制下“立法放权”衔接错位的产物。这一规定并不具备法理基础和正当性依据。这一难题的解决,需要在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中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要涉及“变通规定”法律和行政法规内容的,便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生效;同时明确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送批准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规定”的情况。

从碎片到完整:聊城木版年画研究的转向

现有的研究或是围绕聊城木版年画某一组成部分,或是围绕区域内部分艺人生活志等展开,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状态。与其他产地的木版年画生产状况相较而言,聊城木版年画是一种区域内分工型的民间艺术形式,因而关于其的研究应是在特定语境下的完整性研究,这也应是今后聊城木版年画研究的趋势。

论“双性气质”对现代婚姻模式的影响及其培养

具有"双性气质"的男女更有可能选择或适应婚姻关系中双方满意度最高的平等分工型模式,即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及生育责任,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男女共同主外,共同主内"的现代婚姻模式。而双性气质的培养,要从社会政策层面、家庭和学校与大众传媒入手,形成有利于双性气质的社会文化环境。

论我国商业银行经营体制模式的选择

西方国家商业银行经营体制主要有职能分工型和全能型两种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种模式的界限逐渐消失并趋向全能化。本文通过对两种经营体制的比较分析，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经济金融环境，尤其是特定的社会金融资产结构背景决定了我国只能实行职能分工型的模式。

多维技术溢出效应、本土企业创新动力与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地方产业集群形态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空间动态博弈模型,考察了集聚视角下领先企业与跟随企业间的多维技术溢出效应对双方企业创新动力的影响,发现在单向溢出效应和双向溢出效应不同情形下,对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励有着根本不同的表现。由此引申到对我国地方产业集群的两种基本形态——"小企业群生型"和"主企业领导型"企业网络模式的不同创新绩效及产业升级动力模式差异的解释。指出,主企业领导型的集群分工模式对于改变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内,普遍模仿和跟随行为盛行所导致的"集体创新动力缺失"困境以及产业升级动力不足,可能具有内生推动机制与中国现实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的重大作用。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分业经营必要性分析

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是银行经营的两种模式。银行业从产生至今,经历了商业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分离、融合、再分离和再融合的阶段。当今各国,根据各自金融发展实践和国际国内宏观金融环境,分别选择了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本文将结合我国宏观环境和分业经营的优势,分析现阶段我国实行分业经营的必要性。

中日产业相互依存关系——1990-1995-2000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贸易开始形成稳定增长的势头,形成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中日中间投入产品的国产化以及国际分工进行实证分析,并用数据准确表明中日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分析结果是,中日产业间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关系迈步,但日本产业对中国的依存度很小,中日产业间国际分工依然是垂直型国际分工关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现状与前瞻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后,自贸区建设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指引下,极大地推动了双边的互利共赢。然而,自2015年开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开始呈现下滑趋势。本文对双边贸易下滑的现状进行分析,结合自贸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大、经济相互需求度大于依存度、民族经济主权意识强等特点探讨双边应如何进行产业竞争与合作,提出大力发展投资型贸易、积极推广境外经贸合作区产能合作方式、促进"一带一路"与东盟国家发展战略相对接的政策建议,以此来推动双边全方位的互利共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