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尺度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为探究县域尺度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18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采用Moran’s I指数、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利用OLS模型和GWR模型分析四川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四川省大部分区县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处于初中水平,区域差距显著,两极分化明显;成都平原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高,周边低山丘陵区相对均衡,高山、高原和边远地区相对较低;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中间热,西部冷,呈现出数字“10”字形分布格局,热点区以成都市为核心呈类圆状分布,冷点区多见于西部,随着时间推移冷热点区域变化不明显;GDP、第一产业比重、城镇化率、单位面积学校所服务范围、小学生师比5个变量估计系数的空间分异明显,且各因素间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未来四川省在保障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时,要明确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冷点区与热点区的差距,补齐落后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是实现教育脱贫的重要措施。

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与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评分的非线性相关关系:一项以西安市鄠邑区40岁及以上农村人群为基础的横断面调查

目的研究40岁及以上农村人群年龄、受教育年限与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评分的关系。方法于2014年10月-2015年3月,选取西安市鄠邑区某村40岁及以上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MMSE评估总体认知功能。同时收集一般人口学信息、生活习惯、既往病史、家族史、体格检查、生化检查。通过单因素、多因素中位数回归分析、分层分析等方法研究年龄、受教育年限与MMSE评分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1799人,其中男性726人,占40.35%;40~69岁者1613人,占89.66%,≥70岁者186人,占10.34%,平均年龄(55.52±9.93)岁;文盲222人,占12.34%,受教育年限1~6年者568人,占31.57%,≥7年者1009人,占56.09%。MMSE评分中位数(25%分位数,75%分位数)为27(24,29)。多因素中位数回归分析MMSE评分与年龄的关系,结果显示,在40~69岁人群中,年龄每增加1岁,MMSE评分中位数下降0.06分(β=-0.06,P<0.001),而在≥70岁人群中下降0.34分(β=-0.34,P=0.001);即随着年龄增长,≥70岁人群的MMSE评分下降速度高于40~69岁人群;在男性、女性、文盲、受教育年限1~6年等亚组人群中重复上述分析,均存在与总人群类似的非线性相关关系;由于受教育年限≥7年亚组人群中年龄≥70岁者仅有30例,因此,在该亚组中是否存在类似的非线性关系需进一步明确。关于MMSE评分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多因素中位数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受教育年限0~6年的人群中,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MMSE评分中位数增长0.86分(β=0.86,P<0.001),在受教育年限≥7年的人群中增长0.16分(β=0.16,P<0.001);即随着受教育年限增长,受教育年限0~6年的人群的MMSE评分增长速度高于≥7年人群;在男性、女性、40~69岁亚组人群中分析上述关系仍然成立;由于年龄≥70岁亚组人群中受教育年限≥7年者样本量低,是否存在类似关系需进一步明确。根据年龄、受教育年限分为4个亚组,分别在4个亚组人群中建立MMSE评分中位数预测方程:年龄40~69岁且受教育年限0~6年:MMSE=22.00+0.20×性别(女性:0;男性:1)+0.00×年龄(取值40~69岁)+0.80×受教育年限(取值0~6年);40~69岁且受教育年限≥7年:MMSE=30.18+0.08×性别(女性:0;男性:1)-0.08×年龄(取值40~69岁)+0.17×受教育年限(取值7~15年);≥70岁且受教育年限0~6年:MMSE=43.67+1.33×性别(女性:0;男性:1)-0.33×年龄(取值70~85岁)+0.78×受教育年限(取值0~6年);≥70岁且受教育年限≥7年:MMSE=52.43+3.34×性别(女性:0;男性:1)-0.41×年龄(取值70~85岁)-0.16×受教育年限(取值7~15年)。在≥70岁且受教育年限≥7年组样本量低,该亚组预测方程的可靠性需要增加样本量进一步提高。结论在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农村地区40岁及以上人群中,随着年龄增长,≥70岁人群的MMSE评分下降速度高于40~69岁人群;随着受教育年限增长,MMSE评分的增长速度在受教育年限0~6年的人群高于≥7年人群。

我国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其平均生育年龄情况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增长使国家意识到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而技术进步是由人力资本推动的,教育则是形成人力资本最主要的途径。经济增长带动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对教育的持续强化反过来促进经济更加繁荣,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随着社会进步,教育也愈加公平化,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正不断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初婚年龄将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推迟,生育年龄亦将随之推后。

职业教育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性研究

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提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具有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概述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定义与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现状与不足,总结职业教育在提高我国公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职业教育在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的新举措。

基于受教育年限和年龄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

本文阐述了个人人力资本存量随受教育年限和工龄变化的规律,构建了个人人力资本存量模型,并通过模型简化,对受教育年限不同的个人人力资本存量做出了估算,此方法不仅考虑了受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替代作用,而且考虑了年龄因素对人力资本存量增减的影响,因此将其命名为双变量法。本文用双变量法估算了2000年中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存量,总量为1103018.8万个人力资本存量单位,均量12.7个人力资本存量单位。

基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我国地区经济生产函数研究

在定量测度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时,选取何种代理变量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构建相应的地区经济生产函数,并据此对我国各地区过去若干年的产出增长作出有效解释,是该领域研究中的难点。针对上述问题,拟采取全部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平均年限来再现人力资本存量,进而解释1996—2010年间我国各地区的产出增长。研究结果表明,就业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均值可以用来反映部分省份人力资本存量,对就业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分布状况可作进一步分析。

关于入学率与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的思考

探讨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入学率的关系。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完全取决于教育发展程度,可以由衡量教育普及程度的入学率测算。我国的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不到11年,提高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有一定的空间。探讨提高我国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的几种方案。

提升河北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现实路径

"人均受教育年限"是衡量一个区域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准确评估和预测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确定适合性高的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依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当前河北省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出测算,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河北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数据,对"十二五"期间的河北人均受教育年限进行科学预测,通过一系列动态分析手段,提出有效提升河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基本思路。

关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的思考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提高有一定规律。本文探讨了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两个指标的关系,讨论了教育通过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对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作用,也讨论了人口普查按文化程度的实际折算。

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8．5年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近日透露，目前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5年。中国的基础教育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高等教育迈进了大众化阶段。职业教育走上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印发到2020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年以上

近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标志着《中国制造2025））的“1＋X”规划指南全部发布．《中国制造2025》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已全面转入实施阶段。

1964～2005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基于人口普查/抽查资料的分析

人口受教育状况通常被当作衡量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或抽查资料，运用趋势分析和队列分析方法，分析1964～2005年间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1982～2005年间分性别、分城乡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不同年代出生人口的受教育状况的变动情况。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逐步提高，教育基尼系数逐渐降低，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逐步缩小，但城乡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每个队列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有所提高，且各队列人口取得了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进步”，其中既有年龄效应作用的结果，也有队列和时期效应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变化特点及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

婚姻不仅影响家庭发展,也与生育密切相关,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影响较大。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生育率仍在下降,人口的初婚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初婚年龄推迟很可能导致生育意愿大幅降低。探讨我国人口初婚年龄的变化特点,尤其探究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能对相关婚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建议。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城市、镇、农村)、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特点及变化趋势,并借鉴经济学常用的"贡献率"概念,通过分因素贡献率比较分地区(城市、镇、农村)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我国人口总体晚婚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持续升高,城市地区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大于乡镇、农村地区;平均初婚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呈现先略微下降,再持续上升关系,小学文化水平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最低,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高。分因素贡献率分析显示城市地区对我国人口晚婚贡献率最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晚婚贡献率最低;相较于2000年,2010年城市地区人口晚婚贡献率有所下降,农村地区晚婚贡献率上升。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晚婚贡献率较为复杂且男性与女性存在差异,对于男性,高中文化水平对晚婚的贡献率最大,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则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晚婚贡献率降低;对于女性,小学学历对晚婚的贡献率最低,其次为未上过学的女性,高中文化水平对晚婚的贡献率最高,高中以上学历则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晚婚贡献率降低;较高受教育程度男性与女性的晚婚贡献率逐渐趋同。

考虑预期工作年限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总量模型

分析了一个表征劳动力素质的指标——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对封闭系统的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模型作了改进 .在原有模型的基础上 ,考虑了预期工作年限 ,引入了预期工作年限系数 ,并利用 1995年抽样调查的劳动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比较了模型更改前后所得的结论 .

基于普查数据的我国18个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及公平性统计分析

本文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平均受教育年限这个总体指标对我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并计算教育基尼系数来衡量各民族教育公平程度,用数据呈现了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最后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说明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

为了有效地研究分析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的变动趋势,本文以2006—2016年国内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数据作为样本数据,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衡量受教育程度的指标,通过描述性分析和计算,对得到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进行分析,得出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在不断提高、总体差距在缩小的结论。

提高人口素质 优化知识结构--从“七人普”数据看内蒙古受教育人口发展特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人普”)资料可以看出,内蒙古人口文化素质在稳步提升。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将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鲜血液。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以文盲人口、受教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指标进行分析,以期更全面了解内蒙古人口受教育状况,为提高人口素质,优化知识结构提供参考建议。

土族人口受教育现状分析

土族的现代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起步的。本文从文盲率、受教育水平、分性别和年龄受教育状况等方面分析了土族人口的受教育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将土族人口与全国、汉族和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教育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

教育水平:一个值得关注的人口结构问题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明天,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否跟得上就业市场的需要,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当我们对人口政策的注意力聚焦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及“人口红利”“人才红利”之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另一种潜在的问题可能被忽视。如果对中国人现有的文化程度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才红利”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很大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