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散监管到协同共治: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出路

平台经济新业态及其生态系统性、开放共享性等特征,必然呼唤创新的平台经济治理模式。当前,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已纳入中央政府的政策议程。平台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内外部多元利益主体多重机制的协同共治是其治理的基本方式和规范健康发展的根本出路。本文从治理机制设计的视角考虑了激励相容的平台规则、合作共治的交易成本,并构建了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框架,提出了平台经济协同共治的思路与对策。

公共资源交易“分散监管”与“集中监管”的利弊分析

随着统一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建立,给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归纳了安徽省各地的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在分析行业分散监管和公管部门集中监管的优势和劣势后,认为集中监管是市县级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的发展趋势,在已建立的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基础上,建立集中统一的交易监管部门,有利于规范各方交易主体行为,保证公平竞争,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模式与职能重构——从分散监管走向集中监管

食品安全分散监管与集中监管两种机构设置模式各有利弊。鉴于分散监管模式在我国广受诟病、分散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型的世界趋势,国务院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成为分散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型的契机,但目前集中监管机构设置仍需在集中监管职能和地方垂直管理方面进一步改革。

慈善组织监管机构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世界各国(地区)慈善组织的监管机构基于历史轨迹各不相同,但仍有规律可循,并且未来的发展趋势也较为明晰。英国采用慈善委员会进行集中监管,美国主要由联邦税务局进行集中监管,而我国台湾地区是由各主管部门进行分散监管,澳大利亚在2012年从分散监管转为集中监管具有代表性。我国取消"双重负责"之后正在转为集中监管,需要建立独立的慈善监管委员会。

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的运行逻辑及其完善

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的选择与个人信息保护目标相关。专门监管机构模式倾向于对个人信息权益采取侧重保护的立场,并强调发挥政府监管的作用。多部门分散监管模式则试图寻求信息权益保护与产业创新发展的平衡,并强调发挥行业自律机制的作用。不同的监管模式都具有其优点,同时也存在实施上的困境,应当在综合衡量个人信息保护目标、立法模式、执法传统、行业自律水平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设置。结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目标与监管机构的实际情况,现行法所选择的是以多部门分散监管为基础、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的混合式监管机构方案。该方案具有其合理性,但仍可能存在缺乏协调性、专业性、客观性等问题。因此,需要结合现行法规定,通过明确内部与外部信息交流与意见反馈机制、明确监管部门的协调义务与配合请求权、明确执法资质与专家咨询等专业性提升制度来予以完善。

渐进式转型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监管:理论框架和中国实践

转型经济中政府对国有企业运营的深度参与,造成了国有企业监管中的多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研究了渐进式转型国家中,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选择问题:监管体制能够影响监管者的激励和约束;集中监管体制在激励监管者上具有优势,而分散监管体制在防止监管俘获上具有优势;监管体制和市场结构的错配会导致监管的低效;随着转型国家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委托人可从分散监管体制到集中监管体制的转变中获益。中国的典型化事实和经验证据能够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说。

论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组织优化——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则的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机构在法律中呈现出公民人格权益组织保障者、企业自我规制规制者、公权力机关信息处理监督者三重功能定位。现行组织体系在履行功能时分别面临权利保障形式监管缺位与实质目标异化、企业协同治理角色缺失、监管者自我监管客观性欠缺三重缺陷。针对功能履行弊病,应当按照整体性治理原理、合作协同性原理、独立专门性原理对组织模型进行优化。在组织模型的选择中,模仿建构域外独立统一式的监管模型存在实际困境与理论缺陷,应当选择混合分散式的监管模型予以完善。这一模型主要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属地管理”为核心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的建置;其二是个人信息保护咨询机构的建构;其三是专门监督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独立机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