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政府采购立法模式变迁趋势——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

我国政府采购法制形成于法律经验主义时期,法律经验主义对立法实践基础之强调使其采取了分散立法模式,导致了政府采购立法高成本和无收益,并为司法不公和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留有空间。今天,当法律经验主义向法律理念主义转变时,法律理念主义对法律自身品格之突出尤其是对其法律一致性的要求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和谐需求必然使政府采购立法走向统一立法模式。

长江流域立法的模式之变:从分散立法到综合立法

长江流域现行的立法模式是分散立法,在分散立法模式之下,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弊端展露无遗,流域法律制度的体系残缺不全,流域生态环境的形势不断恶化,流域利益的冲突明显失衡。分散立法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因此,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确立与超越、复合生态系统的保护、多种利益冲突的衡平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决定了综合立法是长江流域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经济法的立法路径选择

在法治建设的新时期,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如何选择,事关整体法治的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可分为两类,即集中立法路径(包括法典化路径和统合立法路径)和分散立法路径(包括分领域、分行业的单行立法路径),两类路径皆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局限性。基于我国经济法立法的需要与可能,目前应兼顾各类路径的优势,将统合立法与单行立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为此,既要基于各具体领域、行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加强个别立法或单行立法,又要推进统合立法,不断提升立法层级,增强立法的协调性和系统性,从而持续提高整体经济法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其多元调整目标。经济法的立法路径选择,不仅涉及经济法的立法理论、法治理论或运行理论,也与经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范畴论等密切相关,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为经济法立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推进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

从分散走向统一:PPP立法模式发展之前瞻

2014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这一行为意味着PPP模式也由过去20多年处于自由无序的发展层面正式走向国家的宏观发展计划之中。而PPP模式的相关现行法律呈现的分散化、碎片化布局使得PPP模式在推广和运行时遇到了法律空白与法律冲突等多重的现实阻碍。积极推动我国PPP模式由现行的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形成统一的PPP立法模式方能积极应对并解决这一现实阻碍。

中国双碳立法:实践考察、法理阐释与体系化路径

中国“双碳”目标立法实践呈现出“国家立法回应总体迟缓,地方立法供给比较零星”样态。既有立法存在“分散性立法较多,协调难度大”,“统合性立法缺失,实施成本高”,“专项性立法缺位,威慑效果差”三方面的问题。“双碳”目标的立法困境是立法者采用还原论理念下分散立法模式的必然产物,但要客观理性地评价这一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双碳”目标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观念蕴含着协同主义、整体主义立法方法论,应在此方法论指导下破解“双碳”目标立法分散化及困境,把法律体系化作为重要路径,采用渐进式立法策略。中国“双碳”目标立法体系化的渐进路径可分稳步推进阶段的协同法、大力推进阶段的综合法、保障实现阶段的强制法三个阶段建设。

我国劳动基准立法体例探究

劳动基准立法体例一般可以分为综合式立法体例和分散式立法体例。我国目前的劳动基准立法体例存在立法位阶总体较低、且尚未形成体系化立法格局的问题。借鉴域外劳动基准立法体例,劳动基准分散式立法体例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选择。本着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和优化立法资源的原则,在分散式立法立体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健全《劳动法》作为劳动基准母法的地位,逐步提升立法位阶;同时,亦应当整合劳动基准规范,完善法律规范的体系内容。

经济法的立法统合:需要与可能

国家力推的法治体系建设离不开立法统合,统合立法与分散立法存在相容性。从法制变迁、功能实现和学术积累的维度看,经济法的立法统合有其必要性。基于立法形式、立法内容和立法时机方面的不同取舍,经济法的统合立法具有多种可能性。把握上述必要性和可能性需要历史素养和系统眼光,只有通过立法统合不断提升经济法的立法质量,才能为整体的经济法治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保护实证研究

在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中,我国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走了一条消极应对现实需要的发展之路,总体上表现为分散立法保护的样态,但是在征信业和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已有专门的立法努力。结合个人信息分散立法保护的现有规定和内容,个人信息立法完善需明确个人信息界定、信息主体权利、保护原则、法律责任等基本问题并选择合适的立法模式。由于个人信息保护技术标准对个人信息立法保护进行了基本内容方面的弥补,可以发挥最低标准立法替代作用,在此基础上,应完善已有的行业规制和网络领域保护立法,并尽快制定限制政府权力的专门立法。

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现状与进路

在劳动基准规范已比较丰富、劳动基准法理论已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推动劳动基准立法对完善劳动基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劳动基准立法采取分散立法的模式还是统一立法的模式却有争议。从我国劳动基准立法的现状出发,不宜亦不易制定一部名为《劳动基准法》的法律,但是应该契合健全劳动标准体系的政策,一方面全面推行各领域、各行业的劳动基准立法,另一方面应以工资工时基准立法为抓手,尽快出台《工时法》、《工资法》。

我国风险投资立法模式探讨

从我国风险投资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风险投资分散立法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一,风险投资的相关立法存在不足甚至空白;第二,风险投资的相关立法层次较低;第三,制定法律的针对性较差;第四,风险投资的立法进程滞后。从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环境与立法模式选择来看,我国风险投资立法不适合采用分散立法模式,而适合采用集中立法模式。为此,我国风险投资集中立法应遵循以下四条原则:第一,以我国宪法为立法的基本保障;第二,以风险投资法为基本法;第三,制定风险投资各个方面的专门法律;第四,制定和完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

刍议商业标志统一立法问题

商业标志是一类识别性标志,是能产生信誉和市场竞争力的无形资产。目前我国商业标志的立法呈现分散型状况,不能有力地保护商业标识专用权,不利于实现对各标记的全面保护,也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本文着力分析了商业标志统一立法的内在根源及其客观基础和法理基础,并提出实现商业标志统一立法的构想。

论我国慈善立法模式之选择

国际慈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集中立法模式(法典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单行法模式)。现阶段我国并无慈善领域的统一法律,相关规定散见于特别法和行政法规规章之中,且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从国际慈善立法模式经验和我国目前慈善立法现状着手分析,提出我国采纳集中慈善立法模式,即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慈善基本法,并对此进行了论证。

论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的思路

现行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适用的范围狭窄以及制度内容与上位法之间存在抵触问题,严重制约了水资源论证制度的有效实施。而水资源保护的实践需要要求继续贯彻实施水资源论证制度,由此,必须尽早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相关立法。鉴于不同位阶的法所具有的效力权限不同,要解决水资源论证制度现有立法问题,需要通过制定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并须注重专门立法与分散立法相结合,先进行难度相对较小的分散立法,在水资源管理相关立法中增加水资源论证制度内容,以此为基础总结经验教训,再进行整合性的专门立法,最终构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互协调的完备的水资源论证制度体系。

刍议网络信息活动立法的原则

法律是调控网络信息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明确立法原则是建立网络信息活动法律调控体系的前提。指导网络信息活动立法的原则主要有:分散立法原则;虚实相依原则;宽严相济原则;内外结合原则。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模式探析

目前我国法学界已有两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专家意见稿",这两部意见稿均主张采取统一立法模式,即将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收集、储存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放在一部法律文件内进行调整。基于国外的立法经验、目前我国已有的立法基础以及现实对于私权利保护的诉求,应该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应当采取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将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收集、储存和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分别置于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不同法律文件内进行规范调整。

资产证券化中真实销售立法的比较与借鉴——以美国证券化法为例

资产证券化正以破竹之势席卷当今中国金融市场。真实销售是证券化交易最核心的法律问题,而中国相关立法缺陷成为制约证券化发展的桎梏。作为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证券化市场及最先进的证券化法律制度,其立法例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本文首先对证券化交易真实销售的定义进行概述,然后对美国证券化法律制度对真实销售的具体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在商法、破产法、州财产法、判例法、会计准则、税务裁决、评级机构规则等不同视域项下比较分析美国法对真实销售的法律规制,进而剖析美国立法例的优势和不足,最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其对中国的证券化真实销售立法的借鉴意义。

寻找长江流域立法的新法理--以方法论为视角

长江流域有着特殊的生态系统,面临着流域保护的一些特有问题,为长江进行专门立法已经达成共识。目前,在还原主义方法论下,采取分散立法模式,环境法与资源法分立、部门主导立法、流域立法零散,导致长江流域管理的事权配置困境,各部门、各地方在履职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管理错位、缺位、越位。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目标实现迫切需要转变立法理念,建立整体主义方法论,实现从线性立法向非线性立法、从部门性立法向领域性立法、从对抗性立法向合作性立法、从分离性立法向整合性立法的转变。同时,还应客观对待还原论与整体论,将两种方法论的优势合理运用于"长江法"的制定过程。

中国航海教育立法模式的探讨

通过分析、比较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国航海教育立法的模式 ,探讨了中国航海教育立法模式可以借鉴的方案 ,并提出了根据基本教育法律中委任性规则的授权 ,实施符合中国国情的航海教育立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