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政治权力来源于人们的权利,然而权力却常常凌驾于社会之上,权力若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对遏制权力滥用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并由此推动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如果从权力产生的本源来看,权利对权力的约束更重要更合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产生和运行遵循民主集中制和议行合一的原则,不搞分权制衡,因此发展人民民主,以权利来制约权力,就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略论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机制

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机制要有效地发挥作用 ,离不开其构成要素的彼此配合和相互协调。本文主要从理论、体系和原则这三方面来论述西方国家的行政监督机制。认为人民主权、分权制衡的思想和行政“经济人”的假设是西方国家行政监督机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们对行政监督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起着思想支撑作用 ;网络状的行政监督体系是由立法行政监督、司法行政监督、社会及舆论监督和行政申诉监督这四种外部监督形式和行政监察这一种内部监督形式所组成 ;独立性、法制性、伦理性、公开性、民主性和有效性这六大原则是监督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最后对西方的行政监督机制作了简要的评述。

中西监督制度比较研究

权力运用和权力制约是权力运行过程中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权力运行是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我国，在权力运行中不仅注重权力运用的客观规范性，更重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本文通过对中西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

论托马斯·杰斐逊权力制约思想的内在逻辑

托马斯·杰斐逊因一生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而闻名于世,权力制约便是其保障人民权利的关键举措。所以他是权力制约思想的重要倡导和设计者,且其权力制约思想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自然权利学说是其前提;人性论与公共权力论是其依据;分权制衡与人民监督反抗是其实施方案;民主共和国是其最终目标。

关于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公正的几个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党将领导人民“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要实现“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结构改革与完善

文章就我国现行行政权カ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外部结构进行深入地探讨,着重研究了我国行政权カ运行的外部环境和结构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结构和外部环境的基本架构和对策。包括有效改善行政权力运行的外部架构;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进一步完善国家宪制;强化人大职能,切实落实内部分权制衡;改革国家司法制度,加强对行政的法律监督;尽快制订国家新闻法,赋予媒体舆论监督权;切实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让人民有效监督政府等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才能提高行政权カ运行的效能,从而造福于国家、人民和整个世界。

制衡学说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在关于我国检察制度基础理论的探讨中,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以及列宁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是确立我国检察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对于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国家机器组成部分,在国家监督制约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检察机关来讲,

试论不信任原则及其微观实践意义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其实质是民主化,即使人民群众在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治上的积极性、主动性。其中心环节是妥善解决分权与制衡问题,建立对政治权力的外部监督与相互制约的法律系统。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

重庆：法院实施执行权力分权制衡

新华社10月报道，为防止执行权力寻租、加大执行力度、拓宽监督渠道，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执行新规，在全国首创以分权制衡为核心的执行监督管理机制。根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重庆法院执行权分离为执行启动权、执行实施权、

论检察权的合理运作及检察机构的改革

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这种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设立专门从事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就是其特殊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按照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与制衡的理论，检察权属于行政权，检察机关隶属于行政机关，其主要职能是公诉(部分国家还包括侦查)。我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论我国检察权的性质——定位于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权

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应为法律监督权,对检察权“行政权说”提出质疑。法律监督权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对全部检察职能都可以作出法律监督权的解读。法律监督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制衡论,宪政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制及宪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