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范式创新——走向分权式治理

我国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中,经济增长动力和基本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判公共治理困境并创新公共治理范式,对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四种典型社会形态可概括为:协调社会、动荡社会、矛盾社会和冲突社会。经济新常态可能会引发因经济繁荣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消除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不能简单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模式,而需要分权模式,即构建分权式公共治理。实施分权式公共治理,不仅需要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一致,而且还需要政府保证政治稳定,推行统筹治理并建立新的协作治理制度,重塑公共管理核心伦理价值,从而共同促进公共治理范式创新。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从管理到服务：我国城市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发展趋势

1949年以来,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经历了多次调整,体现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型逻辑,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发展由外延扩展向内涵提升转变,城市管理进一步向城市治理转型。依托于中国层级分明的行政体制,城市治理转型在分权式治理的框架下,呈现出整体性治理、参与式治理和智慧型治理并存的发展趋势。推进城市治理转型,构建城市社会协同治理框架,应进一步明确政府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权责;转变城市管理理念,为人民管理城市,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化支持,坚持程序正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创新城市治理手段。

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创新

未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发展应该是中低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再依赖于政府投资而依靠科技创新。中国经济新常态可能会引燃经济繁荣所掩盖的长期社会矛盾,演化成为因价值观、身份认同和社会阶层等分化而产生的社会冲突。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消除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不能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模式而需要分权模式,即建立分权式公共治理。分权式公共治理不仅需要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一致,而且需要政治稳定、推行统筹治理和建立新的协调制度,从而推动公共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