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治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利用2007—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含西藏、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开展实证研究,分析环境分权治理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非线性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时间路径依赖性、空间集聚性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②环境分权治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邻近地区的地方政府之间采用了相互模仿的竞争策略;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呈“U”型关系。③环境分权治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空间异质性明显。创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坚持以分区域、有幅度的分权治理政策助推绿色技术创新。

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

规范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提质增效与保持地方财政压力适度性是“十四五”期间财税体制完善的重要环节。基于财政分权治理、减税降费与地方财政压力之间的内在逻辑,本文以财政分权治理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地方财政压力机理为导向,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揭示财政分权治理与减税降费之间的三重关联性,以及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路径及其效应。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能力、系统性减税和规范清理收费是财政分权治理有效性的基本要件,减税降费对地方财政压力的影响及其方向取决于传导机制。为此,应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治理的保障机制,适时调整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以确保地方财政高质量运行。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钦定大清商律》中的商法原理——以股东平等和分权治理为进路

《钦定大清商律》是晚清重商主义的法律成果,体现了股东平等原则,具体包括男女具有平等的从商权、股东之间权利的平等性不因身份而改变、商主体之间具有平等性等内容。同时,《钦定大清商律》确立股东会、董事局、经理人员、查帐人的公司治理主体地位。《钦定大清商律》构建公司的分权治理也在法律上获得了认可,现代公司内部制衡机制得到建立,对各主体之间的权责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

我国分权治理下产业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不相容与选择偏好的模型分析

区域协调发展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渠道和方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显得愈发重要。文章首先以中国公共组织的分权式治理结构为背景,通过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发现以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为特征的分权治理结构存在激励不相容性,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倾向于"分割"策略;其次,通过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构建,从双重任务互替、独立和互补三种情形考察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最后,文章从政府规制的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在政府之间建立一个激励相容的契约关系。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发展中国家分权化治理的进程、框架及际遇考察——从分权化改革到分权化治理

20世纪70年代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分权化改革运动,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分权化治理模式。本文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推进分权化改革的动因和方略的基础上,梳理了分权化治理的概念框架及目标,最后对发展中国家在治理模式创新的际遇中发展和完善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黄宗羲与顾炎武分权治理思想辨析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走向末路,明末清初思想家秉承批判的精神,大力抨击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传统国家治理理念,提出了对社会治理规范的新探索。其中,黄宗羲与顾炎武针对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弊病,提出了以削弱君权与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分权治理理念,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职业教育领域政府的分权化治理:半自治代理机构的兴起

治理意味着政府对部分权力的让渡,但政府如何把权力让渡以及让渡给谁都是亟需研究的问题。在职业教育治理中,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通过政府授权的半自治代理机构的建立实现了政府的分权化治理。我国职业教育管理的权力仍然过度集中于政府手中,有必要在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半自治代理机构的建设。

经济新常态下的公共治理范式创新——走向分权式治理

我国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中,经济增长动力和基本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判公共治理困境并创新公共治理范式,对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四种典型社会形态可概括为:协调社会、动荡社会、矛盾社会和冲突社会。经济新常态可能会引发因经济繁荣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冲突。消除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不能简单依靠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模式,而需要分权模式,即构建分权式公共治理。实施分权式公共治理,不仅需要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一致,而且还需要政府保证政治稳定,推行统筹治理并建立新的协作治理制度,重塑公共管理核心伦理价值,从而共同促进公共治理范式创新。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高校治理研究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公司治理中应用的成功经验为高校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校治理结构,建立多元治理的制度框架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多元主体治理为核心,分析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厘清权责关系,建立多元治理的法律基础,是构建多元治理模式,提高制度运行效率,最终实现高效资源最优化配置的关键。

“全面性”国家治理:实践逻辑与理论维度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分层次统筹治理、调适性分权治理和共在式合作治理的“全面性”实践逻辑。缘此实践逻辑并整合西方治理理论的不同面向后,凝练出跨越西方治理理论丛林的“三维一体”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中国国家治理之所以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维度,其内核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由此,国家治理实践的“全面性”推进逻辑、国家治理理论的“全面性”整合逻辑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全面性”领导逻辑,共同驱动并形塑出中国特色的“全面性”国家治理。

关于治理腐败的措施的哲学反思

从腐败成为现实的原因出发,认为满足"对治理腐败措施的反思"的标准———可行、管用、最优标准———的治理腐败的措施,只能是分权治理;形成以利益为纽带或基础的监督机制,真正实行内外事务公开制度,既可以保证分权治理的实现,又可以真正扼制腐败成为现实。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治理意蕴探析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治理改革的关键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及发展情况来看,中央与地方关系处于不断简政放权、权力重心下移的过程,分权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存在省级主体作用未能充分激发等主要问题。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与职业教育治理效能提升相统一,健全了国家宏观统筹、地方落实主责的制度框架,构建了自主承接的推进机制、公开规范的协商机制,既保证了中央精神的贯彻落实,又充分尊重省级主体的治理权责,同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省际竞争局面,推动职业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将为“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创设良好的治理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美国职业体育的制度治理及启示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从制度视角对美国职业体育治理体系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美国注重运用制度手段对职业体育进行规制,具有健全的职业体育体制机制和不断完善的法规制度,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制度治理体系。美国职业体育的体制机制治理层包括联盟体制主导的分权治理、横向一体化的多元协同治理、合作性均衡的网络化治理、互利共生的扁平化治理和高度自治的内生式公司治理;法规制度治理层包括劳工制度的协调性治理、联赛制度的均衡性治理、联邦法律的保障性治理和特殊制度的补偿性治理。提出完善我国职业体育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支持、协会主导、市场自主的扁平化协同治理;协调职业体育多元主体的关系,实施横向一体化的网络化联动治理;健全职业体育法规制度,推进监管、评估、仲裁、保障等体系化法治治理。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官员生态问责对河长制政策成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根据环保权责在纵向政府之间的配置趋向,可划分为环保监管集权和环境治理分权两种实践模式;其各自呈现鲜明治理优势,却又分别存在难以规避的内在体制困境。河长制政策统一了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官僚控制、自下而上的治理责任明确与治理任务分工,一方面在权能下放、责任划分、社会公开等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典型的分权化治理逻辑,另一方面又以治理权责分级分域、党政领导直接定责以及地方官员显性责任即时惩戒等集权化环保监管为条件。正是因为河长制政策兼具监管集权与治理分权两种机制优势,因此成为该研究解析环保集权-分权悖论的可行政策工具。该研究以7大流域中由地级市主要官员担任河长的河流为样本,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官员生态问责纠正、补充区域环保政策的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河长制政策施行显著降低了河流污染物浓度,实现了流域环境的整体改善;②晋升激励能够对河长制政策成效产生显著影响,即相较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官员激励,强化官员考核中的生态问责更能提升河长制这一分权化环境治理模式的治理效能;③生态问责对河长制治理成效的促进作用,在政府环保注意力配置更低、环境治理财政投入与监管能力相对不足的区域中更为明显,表明环保集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纠补治理分权下的区域间政策落差与偏差,进而能够克服地方环保治理中的政绩偏好替代、生态政策执行低效、环境治理碎片化与“搭便车”等问题。该研究发现调和了环保监管集权与环境治理分权之间的理论冲突,指出两者环境治理实践中可以呈现为互为条件、相互支撑的补充关系。

“院为实体”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三个方向——基于中美研究型大学的比较研究

合理分置校院两级治理权力,构建"院为实体"治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路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存在着校院两级权责关系尚未理顺、院系内部治理水平尚不均衡、服务支撑体系尚待完善等问题。从比较教育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历史"和"制度"方面的探究和分析,我国高校在进行"院为实体"改革时应该做到三个"进一步":进一步确立权力下放、分权治理的校院两级权力分配体系,进一步强化以学术权力为主导的学院实体地位,进一步完善校内民主和社会监督的民主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