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程度省际差异、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

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是科学划分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本文以地方政府间权责安排为视角,收集并整理286个地级市层面2015—201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分析财政分权程度省际差异下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地方上下级政府间权责关系基本协调、匹配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会显著影响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但当地方上下级政府间存在权责错配时,财政压力的增加则会显著降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因此,在确保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基本协调和一一对应的基础上,省级政府应逐级下放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至县级政府,或者上收部分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来维持省级与县级政府在承担事权与支出责任上的主体地位。

集权与分权管理的成本分析

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均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本文作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即用成本分析的方法对组织集权与分权程度的确定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一种组织结构的总成本是由于缺乏信息引起的成本和由于目标不一致引起的成本之和，组织的最优分权程度对应着总成本最低的一点。

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分权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形成有偏的经济激励,形成负面产出。基于1985—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imar与Vanhems(2012)所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可测算以财政分权为条件并包含财政分权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算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经济增长效率为目标,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分权",而面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分权水平也会高于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水平。

中国财政分权的数量化度量及其地区间差距——基于197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

厘清1978年后中国的财政分权到底"分"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涉及一个财政分权程度衡量的问题。本文通过特定的指标设计,采用1979—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各省级地区以及四大区域(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进行了数量化度量,得到了各省级单位的平均财政分权度以及各地区间的财政分权度差距,这可以加深对中国财政分权的理解。

高等教育体制分权化改革的理论分析

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国家结构形式、国家发展战略、国家经济制度、财政体制分权程度、高等教育的规模和人口规模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高等教育体制的分权程度都有影响;高等教育属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高等教育服务首先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单一制、实施赶超发展战略、计划经济体制、财政分权程度低、人口少、高等教育规模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低等条件,要求一个国家采取分权程度低的高等教育体制;反之,联邦制、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市场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分权程度高、人口较多、高等教育规模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条件下,要求一个国家采取分权程度高的高等教育体制。随着我国逐步摒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我国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分权程度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的教育职能应该注重实现公平目标,中央政府解决地区之间教育不平衡的次序应该是首先解决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然后才是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转变中央政府的教育职能,继续进行高等教育体制分权化改革。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

本文基于2001—2020年西部12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并且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分权程度”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异质性结果显示其政府财政分权越高,此中介效应越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还能通过“刺激非国有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与西北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西南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发现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西部地区相关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理论述评

财政集权与分权是现代国家权力分布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从财政分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分权的依据、如何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合理分权、分权应该遵循的原则、分权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关系等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期对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进有所借鉴。

纵向分权与中国成就:一个多级所有的解释

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成就的促成因素时,不可忽略经济社会管理领域中事权的纵向分权。现有文献在对中国纵向分权之于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评价上存在对立,对立双方论者的方法论却是一致的:基于蒂布特模型的联邦主义。蒂布特模型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充分竞争并导致最优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本质上是美国式纵向分权的联邦主义的理论表达。蒂布特模型以事务性质进行纵向分权,它不符合中国以重要性程度作为基本依据的纵向分权,后者的原则表述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中国纵向分权的成功,从实践层面来看,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应对动态、非常态以及跨区域事务治理的挑战。而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符合人类事务多级所有这一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多级所有应当成为我们理解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性理论。

我国政府之间高等教育投资责任划分问题研究

经过近1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央政府高等教育投资占的比例有所下降,并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分别投资于高等教育中不同层级部分的分工格局,中央政府更加集中于投资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高级部分。本文证实了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投资对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中央政府直接投资举办高校替代了发达地区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发展高等教育的责任,应该主要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教育投资的功能应该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转变,中央财政的教育职能首要的是解决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应该把更多的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和贫困地区举办义务教育、基础教育。

加入WTO对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们实行的是以“放权让利”式改革为特征的更为彻底的财政分权。改革首先是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然后才是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教育投资内部分配比例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合理确定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比例,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中必须做出的一个重要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战略、财政分权程度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占教育总投资的内部分配比例具有不同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高等教育投资占教育投资的比例就越高。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采取赶超发展战略的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比较高,发展战略越是偏离本国的资源比较优势,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