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监管与分析师乐观预测--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视角

预防性监管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交易所问询函为主要形式的资本市场预防性监管是中国近年来资本市场监管的有益尝试。研究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预防性监管是否“溢出”到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及其影响机制,发现上市公司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后,分析师盈余预测更乐观。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对收函企业发布的乐观盈余预测是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能有效发挥监督效应,提高收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分析师对于收函企业的盈余预测乐观度受到企业回函特征、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非国有企业和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财务报告问询函能更有效发挥监督治理作用,分析师对于收函企业的盈余预测更乐观。

机构投资者、声誉机制与证券分析师乐观性

以2004~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证券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对证券分析师乐观性的影响以及证券分析师声誉对该影响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确实能够增强证券分析师乐观性,如果基金公司在上期向证券公司支付了分仓佣金,则证券分析师在本期将会对该基金持有的重仓股票发布更乐观的评级报告;证券分析师声誉能够有效地缓解证券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对证券分析师乐观性的影响。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资本市场稳定——基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视角

证券分析师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乐观性偏差程度也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和稳定性。文章以2007——2018年的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角度来解释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资本市场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一定范围之内,金融化水平的提高确实加剧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性偏差,而一旦超过这一范围,分析师预测乐观性偏差程度也会有所下降,即企业金融化水平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在我国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该结论对于理解企业金融化与金融风险的关系,深化对分析师的作用认知,推动经济“脱虚向实”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卖空机制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卖空机制对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影响。基于我国开通融资融券交易的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发现:对于融资融券标的公司,引入卖空机制显著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乐观性偏差,并提高了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当机构私利引起的利益冲突较轻时,卖空机制对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交易制度的完善促使财务分析师提供更准确的预测信息,进而有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王婆贩瓜:券商自营业务与分析师乐观性

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类企业运营机制的分析和有效监管备受重视。本文从国内券商的自营业务收入出发,对自营股票买卖是否影响隶属分析师的独立性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分析师总体上对所属券商已重仓持有的股票会更加乐观,且乐观性体现在投资评级上;进一步的市场反应检验中,投资者短期未能识别此类分析师乐观性,然而长期非独立分析师的"买入"评级会带来更差的超额报酬,结果说明自营证券引起的分析师独立性问题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市场定价。本文支持券商自营股票投资影响隶属分析师独立性的观点,补充了国内分析师独立性的相关文献。

参股基金公司持股与分析师乐观性

文章研究了券商所参股基金公司的重仓持股对旗下分析师评级客观性的影响以及市场对这种利益冲突行为的反应。研究发现:(1)关联分析师对参股基金公司重仓持有股票的评级显著高于非关联分析师,而且其乐观程度与券商参股比例、参股基金公司规模以及股票在关联基金公司投资组合中的比重成正比。(2)关联分析师的乐观评级主要针对绩优基金的重仓股,对新基金和绩差基金重仓股的评级则与非关联分析师不存在显著差异。(3)投资者并不能有效识别这种利益冲突行为,关联评级仍会对投资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相同评级下关联评级与非关联评级的短期市场反应并无显著差异,但其长期投资价值显著低于非关联评级。

媒体情绪传染与分析师乐观偏差——基于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上市公司的百度新闻报道作为文本,运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方法测算情绪倾向得分,考察了媒体情绪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及其传染机制与风险后果。研究发现:(1)媒体乐观情绪会显著正向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偏差度;(2)媒体情绪通过"分析师有限关注"与"投资者情绪"两条路径来影响分析师预测的乐观倾向;(3)分析师乐观情绪和媒体乐观情绪均会加剧股价波动及尾部风险,且分析师乐观情绪是媒体情绪影响股价波动的传导路径;(4)明星分析师与非明星分析师均会受到媒体情绪的感染,前者理性程度相对更高但其行为对股价波动冲击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规范媒体行为,矫正分析师过度乐观偏差,合理引导理性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乐观的分析师更可能进入明星榜单吗——基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活动,考察了分析师乐观程度与其获取声誉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股票评级的乐观程度越高,入选明星分析师的概率越大;且当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的利益关联紧密时,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整体乐观的分析师确实更容易进入明星榜单,但分析师对关联股票的乐观评级对其获选明星的影响更大;分析师在进入明星榜单后,对关联机构重仓持有的股票继续予以较乐观的评级,未改善其信息质量;与非明星分析师相比,明星分析师对其跟踪组合中非关联机构持有股票的研究报告质量更差。本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分析师声誉评价体系是导致分析师研究报告偏乐观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主要由利益关联方主导的评选机制会扭曲分析师的声誉激励,降低分析师提供的信息质量。

定向增发下证券分析师评级乐观性研究

定向增发是目前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重要手段,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以我国2013—2015年A股市场的定向增发股票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外部环境影响角度和分析师自身角度实证分析分析师股票评级乐观性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承销关系、分析师声誉和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乐观性与分析师评级乐观性正相关,而声誉高、规模大的券商以及分析师的努力程度则会对其评级的乐观倾向产生反向抑制作用。分析师评级报告发布日距定增报告公布日的时间间隔也会对分析师评级乐观性产生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

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利益冲突和信息透明度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了分析师乐观偏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分析师的乐观偏差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存在再融资行为,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3)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够缓解分析师乐观偏差对研发投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影响,以及如何充分发挥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中介角色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负面信息披露与分析师乐观预测之谜:信息决策还是经济利益?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这一负面信息披露到底对投资者产生了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已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文从证券分析师预测行为入手,考察违规处罚对专业机构的影响,以期对该争议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证券分析师对那些违规处罚的公司做出了乐观的盈余预测和股票评级,理论上预期这一结果可以从信息决策假说和经济利益假说进行解释,但实证检验的结果排除了经济利益假说,支持了信息决策假说。即,证券分析师对违规处罚公司出具乐观预测,这一关系并不出现在具有承销商关系的分析师组(经济利益假说),而是出现在分析师对公司未来一年盈余预测准确度较高和公司未来经营业绩较好(信息决策假说)的情况下。本研究结论一方面能帮助人们重新理解违规处罚这一负面信息披露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证券分析师对公司特定风险事件的内在决策过程和反应。

企业社会责任与分析师乐观偏差--基于企业慈善捐赠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慈善捐赠这一重要的社会责任视角,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分析师乐观偏差,较高的分析师学历以及更好的企业信息透明度对上述效应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地,本文还通过利益冲突、企业未来经营业绩等角度的检验,侧面支持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分析师决策行为的合理性。本文的理论机制在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产生光环作用,使分析师更容易高估目标企业的投资价值,进而做出非理性的乐观评估,而分析师较高的学历以及企业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均会缓解上述非理性行为。

管理层语调离差策略及其对分析师预测乐观度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MD&A文本分析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容的"心脏和灵魂",但不同于经过严格审计的数字信息,以文字信息为主的MD&A可能会给管理者一些策略性披露的空间,以达到误导市场情绪的目的。本文通过研究2010~2014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MD&A样本,检验了管理层语调离差策略及其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水平的公司业绩进行分组回归,发现较差业绩的公司会策略性地安排管理层语调词的分布,且这种策略性的文字安排对分析师预测乐观度有显著影响。

管理者能力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

本文选取2007—2017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管理者能力对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影响并挖掘其影响机理。实证研究表明,管理者能力提高有利于降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通过工具变量法等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管理者能力影响分析师乐观性偏差的内在机理,验证了管理者能力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降低盈余波动性抑制分析师的乐观倾向,进而降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层权力和机构投资者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层能力的发挥。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

论文从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分析师乐观倾向之间的关系入手,利用盈余预测乐观性指标综合分析大股东股权质押这种融资行为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倾向的影响。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用2013-2016年间发生股权质押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将股权质押给券商后,质权方分析师对标的股票倾向于发布不乐观的盈余预测;而有关联关系的质权方分析师对标的股票倾向于发布比较乐观的盈余预测。论文不仅对股权质押研究领域的有关文献进行了补充,也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证据。

影子银行业务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度

利用标准普尔的Compustat Global企业数据库提供的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研究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业务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度的关系。结果发现: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越大,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度越高,且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上述关系在机构持股比例低、内部控制质量低、两权分离度高和股价同步性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业务会增加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提高公司业绩的波动性,进而增强分析师发布乐观盈余预测的动机。研究结论对于加强市场监管、提高分析师预测质量、提升资本市场效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高管政治关联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了吗?——基于中小板和创业板民营企业IPO期间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IPO注册制不断推进,IPO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已成为重要议题。文章运用2010-2018年中小板和创业板IPO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数据、分析师在企业IPO期间发布的盈利预测数据,研究政治关联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及影响路径,并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给企业带来的后果,进而为监管层推进注册制改革提供相关建议。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对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使分析师盈利预测结果产生误差;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自利行为是影响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度的路径;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度在政治关联与IPO抑价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

超额商誉与内部人减持

近年来,并购活动引发的商誉泡沫现象引起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内部人减持角度,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超额商誉对内部人减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会加剧内部人减持。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超额商誉会通过增加分析师乐观偏差和企业经营风险来影响内部人减持。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越低、机构持股比例越低、内部人短视越严重的企业,超额商誉加剧内部人减持的作用更明显。此外,超额商誉会加剧内部人清仓式减持;且内部人减持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概率和金额会显著增加。本文对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商誉信息披露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分析师利益冲突、乐观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

"股价崩盘风险"是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分析师乐观偏差是否影响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并考察分析师面临的"利益冲突"是否会加剧乐观偏差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分析师乐观偏差与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且此关系在"牛市"更为显著;(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数量越多,公司存在再融资行为,以及来自前五大佣金收入券商的分析师比例越高,分析师乐观偏差与崩盘风险之间的正向关系就更为显著,说明"利益冲突"会加剧两者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降低我国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分析师自身乐观性:“成竹在胸”抑或“夸夸其谈”?——基于语音情绪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电话会议音频,利用语音情绪分析技术构建证券分析师自身乐观性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性的产生机理。研究发现:(1)电话会议语音情绪可以较好代理分析师自身乐观性;(2)电话会议上普通分析师的乐观表现存在"夸夸其谈"的成分,而明星分析师则会展现出一定信息优势,更多是"成竹在胸"的体现;(3)分析师所在券商整体乐观预测的氛围可能是造成普通分析师"夸夸其谈"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