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意义、问题与出路(笔谈)

伦理学的范式转换,不仅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密切相关,而且与哲学本身的奠基原则直接关联。就奠基原则而论,哲学经历了以本体论为第一哲学的古典形态,以知识论为第一哲学的近代形态,在当代出现了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第三形态。然而恰恰是这第三形态,无论是哲学本身还是伦理学范式本身,都出现了不甚清晰、需要我们加以辨析的深层理论难题。邓安庆教授曾在《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一文中,首次做出了对分析进路伦理学范式的系统批判,认为分析的伦理学脱离了社会文化的交往语境、摒弃了哲学的存在论根基,而去对伦理学语言单纯进行语义的逻辑分析,必然是个"自败的事业"。此论一出,立刻激起了学界的热烈争论。本组笔谈主要聚焦以下问题与之展开深层论辩,即如何理解分析伦理学和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分析进路的伦理范式的意义?如何走出分析进路伦理学的限制?如何理解伦理学与存在论的关系等等。

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价值——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考

针对目前关于"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讨论,本文尝试给予回应并作出进一步的思考。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厄姆森在《论分等》中,揭示出分析进路的伦理学所存在的问题。早期分析哲学存在着元伦理学的、严格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的和石里克的四种伦理学进路,通过分析维特根斯坦和石里克伦理学的观念之争,可以发现分析哲学本身在"可证实"与"不可说"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使得他们要么把伦理学作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加以拒斥,要么接纳伦理学就势必抛弃逻辑实证主义的纲领。随着分析哲学成为一种学院哲学,更存在一种玩弄分析技巧的危险,导致伦理学逐渐远离真实的生活,甚至根本不关心生活的意义问题。伦理学应该脚踏社会生活的实地,在社会生活中阐明伦理规范的意义。

如何走出分析进路伦理学范式的限制

邓安庆教授的论文《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以下简称“邓文”)甫一问世就受到学界的关注,主要原因是他明确反对把语言和逻辑分析作为伦理学研究核心的分析的伦理学传统,旗帜鲜明地主张伦理学应以存在论为基础,并把如何过良善生活视为最高旨趣。

对“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思考

当前,在关于“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的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引人关注:“科学性的描述,使得道德既不通达‘天理’(因为形而上学被否定了),也不脚踏实地(因为‘道德’变成了对概念的词义分析,变成了单纯的‘知识’,而不指导生活和行动)。”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作出回应,并澄清一些问题。按照笔者的理解,邓安庆在《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一文中所作的并非是对分析哲学本身的批判,也不是对整个分析进路的伦理学的批判,而只是对那种不适当地把分析哲学方法应用于伦理学研究的某些“范式”进行批判。

分析进路的伦理学研究方法之辩护

拜读邓安庆教授的大作《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以下简称“邓文”)之后,笔者感到确实需要在一些关于哲学(包括伦理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与邓教授商榷。在笔者看来,所谓“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其实主要指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即逻辑和经验的研究方法,有时也被称为科学理性的方法。哲学研究也需要科学理性的方法,如果哲学研究只需要沉思,无需科学理性,那么这种哲学研究是不可能“脚踏实地”的,也是很难与其理性争辩的,因为它排斥科学理性。

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

【导语】“分析伦理学”是当代英美道德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之一,其研究进路从目的、方法、性质乃至目标都与以欧陆哲学为底色的伦理学研究范式明显不同。近年来,随着国内“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论坛的举办(至2016年已举办3届),学界对应该如何理解分析伦理学本身的特点、优势、问题和困境展开了深入讨论。2015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发表文章《分析进路的伦理学范式批判》,率先对分析进路展开批评。他指出,“分析伦理学”仅注重对道德词语和句式进行语义分析,而忽略了道德价值和存在意义这些真正的哲学问题,这将导致道德哲学的彻底碎片化。该文章激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都参与了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和激烈的思想碰撞。这里我们选取如下文章,为读者重现这场激烈的论辩。

分析进路伦理学的意义:为摩尔辩护

摩尔伦理学引人质疑之点集中在:关于“善”是不可定义的、对“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批判,以及当他自己言说“理想事物”时而被认为的“分析路向的不彻底性”。“善”是不可定义的,是摩尔《伦理学原理》和《伦理学》中最重要、也是最受质疑的观点。摩尔对“自然主义的谬误”的批判和他对理想事物的阐述都必须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得到理解。

令状及其悖反:逮捕的制度进路分析——以保障人权为逻辑起点

令状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逮捕制度的基础制度,其设计是出于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的理念。无状逮捕在立法上虽然限于紧急情况下实施,但在实践中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分析影响令状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保障公民不受不合理羁押的功能是其逻辑起点,应寻求对于当前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中逮捕制度所涉及的不同诉讼价值相互融合的路径,以建立一种"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均衡的制度模式。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分析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多变决定了单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或社会机制都不能实现有效社会治理,因此要通过重塑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随着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职能不断优化,多元共治的合作治理格局正在建立和完善。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基因——中小学红色教育的进路分析

本文分析了挖掘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的目标,梳理中小学开展红色教育的主要方式。这些方式为今后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但是面对新时代中小学生群体,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创新。基于福建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创新实践,本文认为中小学开展红色教育还要用好特色资源,增强归属感;用好身边资源,增强亲近感;用好共情共鸣,增强代入感;坚持学生主体,增强主动性;学段一体化,增强针对性;内容体系化,增强系统性。

国有独资公司进路分析

国有独资公司作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确认的一种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形式,在运行过程中面临诸多理论困惑和实践难题。解决这些难题的正确选择就是面对现实,对其进行利弊分析,寻找不断完善的进路,使其真正成为找到国有企业改制最佳途径前的权宜之计。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背景与进路分析

湾区经济从1950年起步发展至今,经历4个阶段,已成为世界重要滨海经济形态。伴随全球湾区经济的兴起,粤港澳湾区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演进阶段与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需要通过三方金融合作以促进金融融合发展。文章基于上述背景,探究了粤港澳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合理进路,以期对湾区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社会中心论的范式特质与多重进路——以国家中心论为比较对象

理论范式作为解释社会政治事实时所形成的框架结构,其理论范畴集中体现着社会科学的抽象性,其因果机制凸显了解释进路的多重可能性。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分别以"社会"和"国家"为理论内核来探究社会事实中的因果关联,开放出"由社会解释国家"和"由国家解释社会"两种相互对应的知识进路。在国家中心论的视域中,政治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范式都呈现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范式特质,在多重分析进路背后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社会中心论的范式身份在与"国家中心论"比照中得以确立。以此为范例分析不同范式的差异和同一范式之多重进路,能够使我们形成理论范式的认知自觉,从而更好地理解既有的理论,进而创生出新的知识。

弗兰克法哲学思想研究的一种可能进路

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杰罗姆o弗兰克,通常会被人们因其所谓"极端"思想而束之高阁。但是,无论是对经受到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社会而言,还是对于后续美国法学思想的发展来讲,他的思想都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关于弗兰克法哲学思想研究,国内研究大多是介绍性描述;国外研究则呈现整体状况比较分散、系统研究明显缺位的态势。针对这种研究现状,以弗兰克思想转向为切入点的内在分析进路,无论是对其思想背后所隐藏的根本诉求的探究,还是对其法律现实主义思想的整体性解读,都是可行的。

公证参与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进路分析

学校是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场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应当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公证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方面,无论是参与范围还是参与程度都有很大发展空间,笔者试图通过本文的讨论,从法律规范中对于未成年人学校保护的范畴和要求出发,探索公证参与这一领域的不同进路,以期发挥公证更多社会价值。

中央与地方关系视野下房产税进路的探讨

对于房产税的功能定位,应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来审查房产税应发挥的作用,进而探讨房产税的改革进路。我国的财税收益权相对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均衡,事权过重而财权薄弱。房产税作为我国税制改革中的一环,将其收益权分配给地方政府,对于央地财权起到平衡作用,同时也可使地方政府的收支更加规范化。文章认为,应以渐进的方式推行房产税,同时"营改增"部分的税收分配比例内洽地配合房产税的推行;房产税的实施应在法制的前提下,并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避税及其法律规制研究现状与启示

避税问题是税收成文法的必然产物,是税法有效性两个向度之间张力的体现。避税是税法学中最难的理论论题之一,它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避税交易的盛行,使得避税及其法律规制问题成为各国税法研究的共同话题。文章对国内外避税及其法律规制研究现状进行概括评析,对主要理论争议观点进行分析,并就相关议题的研究重点与研究方法总结若干启示。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研究

通过对当代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在文化—心理范式、结构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和历史主义范式下,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研究进路的多样化,也为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做出了铺垫。同时研究中所呈现的系统性、全面性不足与研究方法的孱弱,也需引起学界的重视和反思。

重大疫情防控中刑事检察工作的特点——以最局检发布的十批涉疫典型案例为进路分析

截至2020年4月17日,最高检已经连发十批涉疫典型案例,展现出检察机关打击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的决心和力度。“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检察机关勇担战“疫”职责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本文通过研读最高人民检察院连发的十批涉疫典型案例,探寻重大疫情防控中刑事检察工作的特点,以期为尽快打赢疫情阻击战提供更有力的检察保障。

法律论证理论述评

法律论证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人确信某一法律评价或法律决策是正确的?解决这一问题的进路主要有三条:逻辑分析的进路,修辞学的进路和对话(论辩)的进路。通过从问题意识角度梳理这三条路径迄今为止的发展史,可以说:第一,他们都没能解决法律论证理论的核心问题。第二,其原因是:他们都回避了对这样的问题的解决:一个正确的法律评价或决策的实质标准是什么?如何证立?第三,德性伦理学是可能解决法律论证理论问题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