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2 0 0 0年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到 0 67、0 88和 0 68的超低水平。分析表明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高等院校在校生规模的迅速扩大 ,以及无户籍“漂泊“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大城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超低水平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功能上存在明显的缺陷 ,既不能反映大城市育龄妇女真实的时期生育率水平 。

我国的人口现状与人口控制

2000年的人口普查,使我们看到了我国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的成效和已步入老年型社会的状况,有人因此认为我国今后人口问题的重点将发生转移。本文通过我国的人口现状,对我国人口数量控制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控制人口数量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坚持其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

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有价值的物质都是资源 ,人类一切发展都是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资源观包括物质观、辩证观、经济观和稀缺论等 ;人口观包括人力资源论、适度人口论、人口爆炸论等。人口增长对土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等自然资源压力巨大 ,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 ,而且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增长 ,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显示出很强的加权效应。按照新思路探讨可持续发展 ,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 ,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 ,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是前提 ,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终极因素。实现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 ,除了提高人口素质、资源定价及建立价值体系外 ,更重要的是应从以占有和配置自然资源为主的资源经济。

探析山西省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影响

在2020年前实现人均GDP翻两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人均GDP的提高取决于GDP的增加,也会受到人口分母效应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增长减缓对人均GDP的提高作用更加显现,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数量仍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如果人口控制工作稍有松懈,人口数量将会进一步加大,过多的人口将会吞噬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保持人口低速平稳增长,对于人均GDP翻两番目标的实现非常重要。

“国将兴,必重师而贵傅”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志坚同志一贯关心教育事业,关心我们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及教育艺术杂志。最近,他又发表了一篇关于论述教师的文章,群众普遍说好,现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关于中国人口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讨论述要

长期以来,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将人口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人口数量问题,并且认为人口多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如何看待人口与现代化的关系呢?请看几位学者的观点。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