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数据犯罪的刑法规制完善思路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步入了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网络3.0时代,数据法益的刑法保护需求日益凸显。基于对网络数据犯罪内涵的重新认识,对其刑法规制的体系重塑应当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的全覆盖与网络数据犯罪客观归罪标准的建立。首先,数据完整性、保密性与可用性保护需求贯穿数据从诞生到销毁的整个生命周期,为数据法益的完整保护提供了突破口。其次,在坚持“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入罪门槛,明确罪质界定并完善罪量标准则为网络数据犯罪客观归罪标准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存在野生动物的概念界定存在不足;保护对象狭窄,且未实行分级分类保护;人工繁育行业的法律规定不健全;有关人工繁育以外的利用法律规定不完善等问题。需要科学界定野生动物的概念,将谨慎原则纳入立法;扩大保护范围并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建立人工繁育许可证制度,规范人工繁育行业;健全法律规定,合理限制人工繁育外的其他利用。

金融数据的二元治理困境及融合路径

为达到数据利用与安全的价值平衡,以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为核心的金融数据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当前,金融数据处于法律管控与行业自治二元分治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协调配合,在实践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致使金融数据分级分类治理工作落地艰难。金融数据治理责任制度的补充以及数据利用与安全的价值平衡,要求自治与法治有机融合,以形成数据规制合力。从行业自治与法律管控分而治之到二元融合,需要推进行业自治规则与法律规范的分工合作以及国家、社会、行业等多元主体的沟通协作。规范融合与主体协同是重构金融数据治理路径的两大支柱,既要推进金融数据治理责任框架的建构,也要保障金融数据自治规则的灵活弹性。

野生动物利用规范新解读

进入21世纪后,如何规制野生动物利用逐渐成为各家关注焦点。其中,全面禁止说脱离社会现实,忽视发展的重要性。全面禁食说立足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有关野生动物利用的决定,以公共卫生安全为导向,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引下,为防止风险预防原则无序扩展,野生动物利用应当坚持普遍保护和分类分级保护相结合原则,实现野生动物利用的规范化。

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路径之基层探索

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不仅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党中央对检察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近年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秉承“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监督理念,依托微信小程序研发“云龙微检察”“检爱e站”“社区矫正”“云检智链”等平台,推动大数据融入四大检察履职全过程,大大提升了检察监督质效和社会治理成效。在大数据检察战略推进过程中,仍面临着数据信息资源不够全面、智能化程度不高、数据共享与信息保密之间如何平衡、数字结果与检察业务如何融合等现实困境,因此,如何通过大数据赋能构筑开放式、融合式的监督体系,实现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社会治理的闭环效应,真正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效果是检察机关面临的时代课题。

网络数据犯罪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没有规制网络数据犯罪的独立体系。刑法主要从网络数据所依托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与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对网络数据犯罪进行规制。计算机系统犯罪体系在对网络数据犯罪的规制上存在较大缺陷。在概念划定与罪名设置上将“计算机信息系统”与“数据”进行杂糅,导致实务中在认定相关罪名中的“数据”概念及保护法益时存在困难;对网络数据安全的保护未能覆盖数据安全的全生命周期,导致调整范围受到限制;未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前置法强调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导致部分条款有违罪刑均衡原则。有必要在立法层面补充独立的数据视角,明确网络数据的外延范围与网络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扩张相关犯罪的行为方式以覆盖数据安全的全生命周期;对相关法条进行纠错,同时根据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程度,以及数据安全一旦受到侵害造成的危害程度,建立网络数据安全的分类分级刑法保护机制。

“互联网3.0”时代计算机系统犯罪刑法规制的重构

计算机系统犯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存在较大瑕疵,主要问题有对计算机系统的分类分级保护不够周延以及将计算机系统与数据杂糅等。计算机系统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对数据的理解不统一以及对实行行为的认定过于泛化等。刑事立法固有的不周延性与滞后性,固守结果导向的定罪思维以及体系解释方法的缺失,无疑是相关问题的根源所在。通过刑法解释学的路径廓清计算机系统数据的内涵,并明确设置实行行为的认定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计算机系统犯罪的司法扩张。补充独立的数据犯罪视角,并适时修改计算机系统的分类分级保护标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计算机系统犯罪刑法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论警务数据安全

警务数据安全包含静态安全和动态安全两种形态,并具有公益安全与私益安全的双层利益层次结构。警务数据安全面临着数据技术和警务机制发展变革带来的风险,同时存在数据法与警察法之间的规范衔接问题。应在《数据安全法》的制度体系下明晰警务数据安全的法律规制问题。在保护理念上,警务数据安全需要确立严格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统一的保护思路,严格保护是警务数据安全的基本立场,动态保护是警务数据安全的实现路径。在制度建构上,应当主要从警务数据分类分级制度、警务数据控制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公私合作中的风险防范以及警务数据处理监管与数据伦理等四个方面来完善警务数据安全的法律规制体系。

网络爬虫技术应用中的刑法治理规范与责任边界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已被定义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和个人,都需从海量的网络数据资源中高效、精准地获取有价值的数据。作为数据获取工具的网络爬虫技术,由于其大大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和准确度,但同时网络爬虫技术也对数据安全带来了威胁,其应用规则也随之进入法律视野。在当前的实践中,刑法对该技术的规则模式常采用以“数据授权”为基准的形式判断。但这种规则模式,造成了责任归属的失准,缺失了实质性利益的权衡。爬虫技术的应用的核心是数据的获取,因此探讨其责任边界,就是对数据使用规则及性质的界分。改变以往以授权为基准的归责模式,通过对不同数据类型按照“分级分类”的管理,实现法益保护的类型化以及归责的类型化,为刑法规范提供合理界限。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原则重塑

全国人大常委会出于"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目的,决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显然,这与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产生了张力。在目的上,现行法以"保护野生动物"为目的,与"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并不一致。在原则上,现行法以"分类分级保护"为原则,而此次决定要求"全面禁止"。前者重区分,后者重全面,难以直接对接。野生动物相关公共卫生风险乃是一种整体性风险。整体风险必当整体防范,故应当重塑分类分级保护原则,废除其下属的"分类分级利用原则",完成体系重构。如果再次止步于小修小补,不仅会导致内部冲突和体系失当,更会让制度成为酝酿风险的"温室"。

面向民法典的涉密人员个人信息特殊保护研究

民法典确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难以因应涉密人员个人信息保护需求。涉密人员个人信息具有人格权、财产权、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三元复合"法益,应当将普通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转化为涉密人员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关联性"。未来宜推动保密法介入涉密人员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核心涉密人员、重要涉密人员、一般涉密人员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区分涉密人员个人情报、涉密人员高度敏感信息、涉密人员一般敏感信息、涉密人员普通信息,建立涉密人员个人信息的分级分类保护和信息脱敏处理机制,并完善泄露涉密人员个人信息的行政责任。

长臂执法背景下的数据出境管制

数字时代的到来令数据的跨境流动成为常态,也便利了一些国家依托数据服务提供者对他国进行长臂执法。我国坚持数据主权并着力维护数据安全,必须采取法律手段强化数据出境管制,从而有效应对外来长臂执法。为此,我国已出台包括《数据安全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来建构数据出境管制规则。外国执法机构虽然会对此进行一定关注,但绝不会全盘接受,而是已经表现出采取“平衡测试”方案来适应其执法需求的明显态势。我国需要立足数据出境管制的“两位一体”结构,协调司法主权与数据主权的关系,以数据的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为依据完善相关规则。具体而言,需要在强化国家核心数据和特定重要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分化出可以自由流动的数据类型,从而尽可能避免法律冲突,以此缓解长臂执法带来的压力。此外,在回应外国法中“平衡测试”方案的同时,可以视情况予以对等反制,从而于数据层面对长臂执法进行有效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