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美国经验及借鉴

我国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严重暴力犯罪等案件,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痛点与难点。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的背景下,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合理选择,而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依然无法满足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现实需要。面临诸如针对严重不良行为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规定不健全、罪错行为分级界限不够细、部分矫治措施功能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当在肯定制度功能价值及分析完善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中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的比较考察,试图为我国制度的探索与完善提供路径选择,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

论分级处遇制度的缺陷及其改进

宽严相济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实行分级处遇制度有利于贯彻这一政策,并将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提高矫正质量,预防服刑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有效地降低监管风险。然而,受人文、政治及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我国分级处遇制度存在分类标准粗疏、分类程序混乱、专门罪犯分类机构阙如、专业分类人才匮乏等问题。本文以分级处遇制度的分级标准及程序为着入点,在充分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拟为完善我国的服刑人员分级处遇制度提出可行性建议。

试论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处遇制度的构建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是现代国家法治理念进步的体现,改变了以往使用刑事追诉或者行政处罚手段规制、惩罚行为人的思维模式,变为关注未成年人行为本身属性,强调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发现、矫治,使其健康回归社会。

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出路——由“邯郸13岁男孩被害案”引发的思考

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发生一起3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舆论焦点从传统的“未龄不责”,逐渐转向了“低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等问题。对舆论意见体现出的在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的价值冲突,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理论层面,首先,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一种对身份的法律拟制,必然引发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其次,公众对于“未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应心理。然而,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此外,网络舆论导向的修法可能会引发刑法谦抑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刑罚量配置的均衡,以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即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恤幼”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立法,即使在重刑时代,其也优先于报应主义的思想。在制度设计上,从汉代开始,我国古代传统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就体现出了相对弹性的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拟制的缺陷。此外,自唐代起开始适用的“列举罪名+划定法定刑”罪行分级模式具有体系化和精确化的优势,也能够为最低刑龄制度的完善方向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看,构建最低刑龄制度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需要从过于刚性的“唯年龄论”转变为更加相对弹性的立法模式,以弥补法律拟制所导致的立法空缺。第二,现在立法中存在对相似案件处罚不均衡的情况,对此,应当缩小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处罚差距,尽可能确保罪罚均衡。同时,还应当坚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场,放宽对未成年人减刑的限制,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与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第三,采用系统化的罪行分级方式,以法定最高刑为罪行分级的界限标准,建立更为严密的法网,防止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罪错未成年人极端恶性事件的犯罪学分析和应对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无助于预防该类犯罪。根据罪错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及原因,在出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的背景下,应落实分级处遇制度,制定亲职教育制度的相关法规,并完善对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