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述论

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江西开展善后救济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它存在的两年内,开办了一些紧急而又实用的救济事业。文章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成立和取消的缘由、运作程序、业务开展状况及其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和论述。

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平售救济面粉之探析——兼评苏瑶崇先生平售面粉“舞弊”论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成立,负责台湾地区的善后救济工作。针对光复初期台湾省的粮荒和米价高涨,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利用联合国提供的救济面粉,在台湾省粮食调剂委员会的协助下,在台湾各县市平价销售,试图平抑粮价。在平售面粉的过程中,信息公开透明、价格低于市价,购买程序使多数贫民受益,且有效地防止了奸商套购囤积,对粮价高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虽然其中难免存在一些纰漏与不足,但由于各方监管到位,并非如个别台湾学者所认定的那样存在严重的贪污舞弊行为。光复初期,台湾善后救济分署平售救济面粉,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应该给予相应的肯定。

抗战胜利后青岛区的社会救济与社会恢复——以鲁青分署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胜利后,社会救济和重建的任务艰巨而迫切。设在青岛的鲁青分署围绕急赈、特赈、以工代赈等救济形式,开展了积极的社会救济和善后重建工作。青岛区是山东省最先实施救济的地区,自始至终都是分署工作的重心,社会多方由此受益。但由于受国内政治等因素制约,分署不得不同时应对抗战救济和内战救济两大任务,疲于紧急救济,以致善后成效有限。

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社会救济与善后

作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于1945年在山东省青岛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的组织系统由赈务、储运、卫生、总务构成,经费与物资来源共有三处:总署配拨、分署自购和各界捐助,其业务活动大致可分为救济贫苦难民、辅助医疗卫生机构、复兴农业、振兴工业几方面。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行总湖南分署与战后湖南卫生医疗的善后救济

抗战胜利后,行总湖南分署在湖南卫生医疗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卫生医疗系统近乎瘫痪的情形下,利用联总等捐赠的物资,在卫生医疗机构的修复和新建、医疗救济、卫生防疫、医护人员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善后救济,推动了卫生医疗机构的复员和发展,缓解了医疗供需关系紧张的窘境,遏制了疫疠的大范围传播,医治了数以万计的灾民和过境难民。这些不俗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总湖南分署探索出的轻重缓急的善救策略、寓救济于善后的善救模式和多元协同的善救机制。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驻地分署》《环境的力量》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短篇小说《驻地分署》《环境的力量》来自于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并均以马来亚、婆罗洲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西方人在远东殖民地的经历。毛姆不同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他敢于揭露西方社会的罪恶和虚伪,甚至抨击西方的殖民主义霸权,剖析深扎于远东殖民地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

行总湖南分署善后救济机制探析

抗日战争结束后,寇灾和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严重破坏了湖南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有近千万人亟待救济,被破坏的各行各业亟待复原。战后成立的行总湖南分署承担起湖南善后救济的职责任务。在行总的领导下,不断调整完善组织机构,整合善救资源,协同多元主体,利用联总捐赠的物资开展多种形式的善后救济业务,逐渐形成了“轻重缓急”“寓救济与善后”“摸石头过河”“多元协同”的善后救济机制,挽救了数百万灾民的生命,奠定了农业、交通、医疗卫生、工业、社会福利等发展的基础,基本完成了善后救济任务。当然,受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行总湖南分署的善后救济机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诸如未建立善后救济辅助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自主权不足等等。

战后“行总”河南分署地方疫病防治探析(1946—1947)——以黑热病为中心

黑热病作为一种慢性传染病,自民初在河南发现以来至抗战胜利初期已流布全省,严重影响民众体质健康和社会生产秩序。战后“行总”河南分署依据工作原则,以济世救人为使命,借助“联总”和国际社会的物资援助,制定了豫省黑热病防治方案,成立了专门防治机构,按照传染病治理理念,开展流行区域调查、施诊治疗、争取药品、清洁环境等防治工作。上述系列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恢复河南社会生产具有积极意义。但豫省社会环境动荡不安、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组织间的利益博弈及民众卫生意识的薄弱等因素,也严重制约了黑热病防治工作成效。

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述论——以山西为中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山西作为遭受侵略的省份之一,损失尤为严重。抗战胜利后,晋绥察善后救济分署作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派出机构,以山西为中心,在晋绥察地区进行了两年之久的直接救济和善后重建,对该地区的农业、交通、工矿及卫生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物资不济、交通不畅等条件限制了救济工作的开展,而统筹不善、动员不足等因素则大大影响了救济活动的效果。

不合格的殖民官——从东方主义视角看《驻地分署》中库柏之死

《驻地分署》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短篇小说集《木麻黄树》中的名篇,但国内外连一篇单独的评论文章都没有。造成这种尴尬地位的原因是因为评论家们仅仅把小说看成是两个白人在马来亚驻地的矛盾,而忽略了其反映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的实质是西优东劣的二元对立。从这个角度来看,沃伯顿和库珀发生在殖民地的矛盾已超出个人恩怨的范畴,而是体现出西优东劣的话语对立。殖民官库珀的低劣教养说明他不能代表"西优",其莽撞行为对英国殖民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构成威胁,因此,他的死亡是必然的。

澳门国际刑警分署概况

澳门回归祖国，现在已进入倒计时阶段。然而，澳门目前的治安状况却不容乐观。过去，中、澳两地警方在两地国际刑警的协助下，在共同携手打击跨境犯罪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笔者曾应澳门警方的邀请，到澳门讲学。讲学期间，笔者对澳门警方的组织架构以及澳门国际刑警分署进行了了解。现将澳门国际刑警分署的权限及其在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目前、后的隶属关系的变化介绍给同行们。望能进一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使得澳门政权能顺利交接，平稳过渡。

抗战胜利后湖北省善后救济业务初探

湖北省因其交通枢纽地位而成为抗战胜利后难民返乡的集散地,故其善后救济业务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从救济着手、从善后着眼开展各项业务,有力地促进了战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经济的复兴。

须恺先生大事年表(续3)

1949年1949年6月须恺50寿辰,在香港与家人庆祝生日。1949年在广州担任美国经济合作署华南分署水利顾问。1949年在《华商报》上刊登了董必武同志欢迎须恺等回国的消息,得知名列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名单,全家商量决定回到祖国.

老湘雅故事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前夕,省卫生处从民国政府卫生部上海仓库及中华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等途径争取到大批药品与医疗器械,存放在火车北站附近的省卫生处仓库。白崇禧率军窜到长沙后,虽大军云集,但社会秩序混乱。仓库地当交通要道,易遭国民党乱兵抢劫。

皖北黄泛区善后救助措施研究(1946-1947)

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口后,皖北地区受黄泛影响,环境破坏严重,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巨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对皖北泛区进行善后救助,国民政府在该区实施了一系列善救措施,包括环境的修复、难民的救助、农地的复垦等.这些举措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善救工作实施的过程中,受物资的短缺和限制、交通的破坏、基层行政组织的失效和贪腐、国内政治环境变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政府的善后救助效果大打折扣,更没有达到其所希冀的善后和重建的目的.从更深广的层面看,政府善后救助的低效和对泛区民众生命的漠视,影响了人心向背,亦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

唐末淮南道节度使高骈幕府速亡原因探究

乾符六年(879),高骈开幕府于扬州,节度淮南;光启三年(887)九月,高骈死于"广陵妖乱"事件。高骈在节度淮南之时对武职任用失当,致使其割据淮南不足九年便迅速倾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任用术士吕用之等人为使府牙将,光启二年,吕用之小集团正式形成,标志着高骈已经对使府失控;其二,大量任用黄巢降将为州刺史,自中和二年,光、寿、庐、舒、和等州陆续失控,互相兼并之势已不可挽回。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广州难民遣送考述

难民遣送是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在战后初期实施紧急救济的首要工作。广州难民的遣送集中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年底进行,主要由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统筹,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广州区工作队具体办理,广州市难民救济委员会协同实施。广州大约有3万多名难民得到政府资助返乡,而绝大多数难民是自行返乡的。相比于国内其他城市,战后广州面临的人口压力非常巨大,由于难民大量涌入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尤其严重,善后救济的成效十分有限。

传教士安定远与抗战后晋东南解放区善后救济

抗战胜利之后,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安定远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驻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官方代表,参与了晋绥察分署对中共太行和太岳两解放区善后救济工作。尽管安定远及晋绥察分署的救济工作给解放区人民带来一定福音,但由于内战中国共两党对民众的争夺日趋激烈以及安定远与解放区政府在善后救济原则上发生冲突,其救济活动大受影响。安定远对解放区的救济工作最终因国共对立而失败,其亦因之成为彼时国共双方借机相互攻击的典型例证。

豫东黄泛区善后救助研究(1946—1947)

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堤后,豫东地区20县成为黄泛区,民众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环境和物资条件所限,大规模的善后救济工作无法施行。泛区民众只有自力更生,忍苦受艰,熬至抗战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行总和豫分署借助联总的物资援助,对豫东黄泛区进行了一系列善后救助工作,主要包括堵口复堤工程的举办、河道的疏浚、难民的救济、农业的善后、医疗卫生的救助及交通的恢复等方面。以上善后救助措施确有一定成效,对泛区的恢复和重建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豫东黄泛区的善后救助仍面临一些局限如战争阴影的笼罩、交通的破坏和仓储的困难、过于仰赖外援和现实环境的制约、部分措施存在弊端等,影响了善后救助的效果。